一、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深化及其导致的经济扩张与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下文称“三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非农业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这场变革催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阶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基本格局的同时也塑造了城市社区的空间布局和人文形态，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与农民工进城务工相伴随，大量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入所在城市的中小学校就读。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分析表明：2005年，14岁以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314万。据预测，至2020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将进一步扩张，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将达到 2000万左右。［1］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连带现象及其衍生产物，成为当下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及各级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领域之一。本文以农民工随迁子女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在城市公办学校接受教育所处的困境，并探寻其融入城市学校、以实现再社会化的规范路径。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随迁

子女的“他者”角色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接受教育的过程，其实是作为弱势方的农业文明介入作为强势方的工业文明，并产生碰撞、妥协、交融、适应的互动过程。由于农民工子女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所处的天然“他者”地位，他们参与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是接受城市社会“文化改造”的过程，呈现出“主动介入、被动接纳”的矛盾特征。

由于城乡文化形态的巨大差异，农民工子女在接受城市教育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文化排异反应，出现文化适应障碍。随着与农村血脉联系的割裂以及归属感的剥离，受适应力、承受力、理解力所限，他们只能从本能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社会角色身份。“我是谁”、“我属于谁”成为困扰他们思想意识的一道难题。

（一）冲突型同学关系。主要表现为：1.生理型冲突。农民工子女来自农村，性格基因中传承着农业社会的自然因子，处于文明形态的较低层次。容易被城市学生排斥和边缘化。2.心理型冲突。农民工子女容易自我定位为课堂角色与社会身份方面的弱势群体，从而导致自我孤立、自我贬斥、自我封闭，不愿融合城市同学，难以融入集体。由于难以获得城市同学的理解、尊重和接纳，校园里异质群体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会发生。

（二）敏感型师生关系。农民工子女处于社区寄居、学校随迁、城市流动的不稳定状态，难以成为某个学区、某所学校、某位教师的稳定教育对象，由此导致作为市民身份的教师与作为农民工子女的学生之间教学过程中的双重敏感：一方面，教师对农民工子女敏感，体现为教师对此类教育对象的期望值不高。由于作为农民工的父母工作物理强度较大、文化水平与社会地位都较低，他们为生计而到城市打工，往往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重视不够、辅导不力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对教师敏感，体现为希望在老师身上平抑因冲突型同学关系导致的心理失衡，实现身份与尊严再平衡的心理补偿。他们视老师为父母，希望得到呵护与关爱，分享城市的“温暖”，同时又因具有基于身份落差导致的本能自卑感，对老师的期望很容易内化为潜意识中的敏感，尤其在他们的期望难以尽如人意的时候。例如，他们会在教学活动比较中对教师职业行为的公正性提出质疑：老师对待“我们”与对待“他们”是一样的吗？他们一旦发现难以获得老师的公正对待和平等关爱，师生间往往会产生隔膜和距离感，彼此疏远，他们在城市学校学习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三）弱势型学习能力。“学习胜任是良好心理适应的重要预测因素。”［2］由于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市民与农民的身份差异，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能力处于一种相对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由于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与城市教师之间在学习交往、教学活动中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导致其在学习上难以得到同学和老师的理解和帮助，生活中得不到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产生不满和失落感；农民工子女向往和期待取得好的学业成就，希冀以成绩的优秀来弥补身份的弱势，但他们往往因事与愿违从而自我强化作为弱势群体的认知倾向；农民工子女生活不稳定，学习中缺乏外源性心理支持，在缺少积极引导、有效疏导与及时干预因素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失却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建设性学习动力，最终成为城市校园里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弱势群体。

（四）动态型前途发展。在当下教育体制面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状况呈明显的“纺锤结构”：1.学前教育不容乐观。当前各地城市公办幼儿园无暇顾及非户籍的农民工子女入园问题。2.义务教育有所改善。但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仍需回到家乡参加中考。3.高中阶段最为困难。当前各地城市公办学校几乎都不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开放，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所在城市就读并参加当地高考成为家长的强烈愿望和社会的共同呼声。户口问题成为破解农民工随迁子女陷入城市学校融入困局的一道死结。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在户籍制度面前，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读书升学谈何容易？制度供给缺位——教育环境不稳——身份认同缺失——前途发展不明——学习动力不足，成为捆绑在农民工子女精神支柱上的逻辑链条。农民工子女“城市化”问题与其说是其自身的梦魇，毋宁说是社会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