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声音
　　大众传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瞭望者”的角色。身为社会公器的各类媒体，一是信息传播快捷高效。在常规状态下，能够实现“上下通达”，覆盖全社会；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能够做到反应灵敏、触角深广。及时、充分地传布信息；二是引领舆论把握导向。通过信息的选择和编排体现“用事实说话”的力量，科学合理地传递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形成主流的话语体系，支撑和谐的舆论环境；三是社会监督广泛充分。关注社会走势，洞察社会百态，扬善弃恶，褒美贬丑，解剖各种矛盾，分析利益冲突，触角所及，无远不到。
　　自2003年中央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来，全国新闻媒体不断加大对“三农”的宣传力度，但与理应承担的“重中之重”责任还相去甚远：一是轻农。以都市生活为主的内容充斥版面和荧屏，源自农村社会的信息在媒介现实中所占比例甚微；二是逐利。随着大众传媒产业属性的凸显，部分媒体忽视社会责任，竞相追逐商业效益；三是炒作。一些媒体惟商业利益“是瞻”，不同程度地存在低俗、媚俗、庸俗现象。更有新闻工作者将农民的极个别不良行为进行恣意渲染，置于街头巷议的消遣，为眼球经济弃职业道德；四是误读。有些媒体从业者对“三农”问题及农村现状了解不深，研究不透，理解偏颇，缺乏全局眼光和求实精神。
　　当前，媒体已由“新闻时代”、“分析时代”进入“洞察时代”，其影响力尤为巨大。时下街巷有议：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能转动地球，一个是国家领导人，另一个就是媒体节目主持人。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它不一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力量，但却一定是不可或缺的推进力量。倾听媒体声音，应注意把握由于“轻农”、“逐利”带来的声音不强问题，由于“炒作”、“误读”带来的“失真”问题。
　　非政府组织（NGO）的声音
　　我国30年的农村改革总体上是沿着“保护私权”、“限制公权”两个方向展开。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功能渐弱，民间组织的自域空间正在增强。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生成勃兴，在“三农”领域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一是民意的汇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同时，随着农民群体的不断裂变、分化、组合，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非政府组织为不同地域、阶层、行业的农民联合合作、表达诉求提供了有效资源，创造了多种平台，为农民组织起来、扩大话语权提供了条件；二是行业的代言。在农业各个产业中发展非政府组织一直是世界各国农民应对市场化挑战、克服农业弱质性的共同选择。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以协会、合作社等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体实施行业管理，不仅弥补了农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制度缺损，而且把分散的个体组织起来，使从事农业的千家万户在各种竞争平台上，发出了自己的真实声音，提高了自己的市场地位；三是矛盾的缓冲。非政府组织在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市场主体和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了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避免了各类社会群体产生直接、尖锐的矛盾冲突，为经济社会运行预设了“减震器”、注入了“润滑剂”。
　　非政府组织的声音既源自农民，又高于农民，是千千万万原子化农民的声音经过归纳、整合，得出的综合性、系统化表达。但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同样具有局限性：一是弱质性。长期的计划体制造就了庞大的“全能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事务无所不包、无所不揽。在国家强控制模式之下，中国乡土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非常薄弱。迄今为止，农村组织的总体状况仍然是：“官办组织”僵化不活，自治组织异化存活，民间组织存而不活，自发组织难以存活。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来自观念、体制、制度、管理等方面的束缚太多，生长空间非常狭小，位卑言微；二是倾向性。在非政府组织中，不论是行会、商会，还是协会、合作社，都是部分农民以业缘、地缘等为纽带自发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其声音只是源自某一方面、某一群体农民的诉求表达，代表性有限、全面性不足。单纯考虑、采纳单个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往往会触及与之相关群体的切身利益，引发参照诉求、产生连锁反应；三是官办性。多数农村非政府组织内生于原有体制，绝大多数是在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下组建的，从一开始就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地方在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强调政府主导，实际上是由政府部门出面组织，并控制人事权、决策权。许多用行政手段“捏合”起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说的是“官话”、办的是“公事”，无法表达成员意愿，难以代表群众利益。
　　国家逐步缩小共域范围，扩大民间自域空间，实行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分工与合作，以民间力量来“补官治之不足”，应该说是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验和教训的结晶。倾听NGO声音，在充分利用其有效整合行业意愿，洞悉行业走势等优势的同时，应注意克服其狭隘性、倾向性、功利性等弊端。
　　域外的声音
　　从清末的变法到民国的探索，从建国初期的公社化运动到当前的新一轮改革，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仅吸引了无数中华学人，同样也吸引了大量域外学人。应该说，域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汉学”、“中国学”的主体脉络，自上世纪初至今绵延不绝，如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均是域外中国农村研究的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更成为显学，在中国学界政界都产生较大反响。域外的声音有着独特的韵律：一是比较的方法。域外研究者易从“局外人”的立场和世界的格局出发，看待中国“三农”问题，往往将中国“三农”问题置于不同的参照系中分析比较，为科学定位和评价农村社会演进、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坐标体系；二是多元的视角。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各自理论模型和思维框架，对中国“三农”展开研究；三是较少的制约。域外研究者不受约束、相对超脱，不循固有框架、不落繁文缛节，分析问题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政策建议另辟蹊径、直击关键，为中国“三农”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域外的声音具有先天优势，但也有一些突出的弊端：一是不服水土。一些域外研究者与研究机构没有真正把握中国国情，不十分了解中国现实，循诊开方单纯依赖西方经验，抓药除病套用国外模型，其结果往往南橘北枳、背离初衷。1990年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把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设为中德合作试验区，自信满满地推行享誉世界的“巴伐利亚经验”，力求通过教育、土地整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将这里建设成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的新型农村。十几年间的今天，德国人无奈地发现，农民外出打工后回村创办了80多家企业，农业生产已逐渐成为副业，寄予厚望的田园生活已近消散，德国经验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碰撞，原定目标已经难以实现；二是政治偏见。部分西方学者固守于斗争哲学，依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一会散布中国衰败论，一会又散布中国威胁论，宣扬的是落后消极面。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布朗认为，1990—2030年间，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谷物进口国，致使世界粮价大幅上涨，进入粮食短缺时代，进而剥夺低收入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贫困问题，引发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此文一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对我国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待此类声音务必警觉。
　　中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来自域外的声音我们应始终保持以下三种态度：一是清醒的头脑，不为人言所惑、不为干扰所惧、不为困顿所忧，保持冷静、坚定立场；二是开放的胸襟，具备世界眼光和国际思维，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师他国长技、纳良谏如流；三是大国的气度，进退有度、挥洒自如，以圆融通达的心态，观五洲风云，察四海冷暖。
　　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群体，各有千秋、各存长短，都是“三农”乐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们既要能听懂、乐于倾听，能够辨析弦外余音，了解真实意图；又要能沟通、善于互动，通过平等对话，交流思想，求同释疑；更要能整合、勤于思索，把握各种声音同频共振的结合点，探寻协力共进的平衡点。只有这样才能汇聚各种声音，为“三农”工作定准基调，演奏出符合实际、美妙和谐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