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筹建农会：农民维权组织的发展目标     
    2003年1月22日，衡阳县27名维权精英在渣江镇盐田责任区文德村彭荣俊家集会，商议成立农民协会。2月14日，该县28名维权精英再次在渣江镇旧街一农民旅店集会，具体讨论了农民协会的宗旨和章程，并向衡阳县有关领导和部门正式提出了成立农民协会的要求。    
    应该说，衡阳县农村维权精英提出成立农民协会，受到了一定的外部影响。这一影响还与我有一定的关系。我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在2001年出版时，我在该书的附录中公开了对彭荣俊等人的访谈记录。这应该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公开的为数不多的有关新“农民领袖”的访问记录。许多敏感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想更加深入地了解彭荣等人的情况。这其中就有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和他的部属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记者部主任刘老石。因此，在他们举办“中国乡村建设培训班”的时候，刘老石向我提出了免费请彭荣俊来北京学习的建议。我很高兴地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彭荣俊，他也是2002年最后的几天来到了北京，并参加了那次由中国著名学者主讲的培训班。在培训班发给学员的学习资料中，其中有一本关于《农会的过去和将来》的参考资料。这份标明了“仅供参与讨论的同学习参考”的资料是由苏北某贫困村农民、具有法学硕士学位的村委会代主任高战编写的。在这本资料中，作者在介绍台湾和日本等地农会的状况同时，明确提出了要求恢复农会的主张，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解放农民，“让农民能与其它组织进行有效的谈判和博弈，真正达到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就必须把单个、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组成自己的农会” 。也许这正是彭荣俊在努力寻找的。于是，在结束培训回到衡阳后，彭荣俊就将这份关于农会的资料复印给了衡阳县其他主要的维权精英，并很快达成了共识，要将“非正式”的联网变成正式的农民协会组织。     
    可在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农民协会组织上，维权精英们是存在一定的分歧的。这可以从他们起草的两份有关农民协会的报告中看出这一点。一份是刘坤山以彭荣俊的名义起草的，另一份则是彭荣俊本人亲自起草的。刘坤山起草的报告的名称是《衡阳县农友致富策划中心草案》。在这份声称是根据“宪法精神商议起草”的报告中，他们表明将成立的“中心”：    
    宗旨：将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制定的政策、法律、法规原原本本向农友们宣传，并贯彻落实，向违犯政策的倾向和行为作无情的斗争，维护农友的自身权利和权益。
    承诺：宣传政策不走样，贯彻政策要坚强，一人有难大家帮，铲除腐败和黑帮，团结一致奔小康，永远忠实共产党”。
    口号：整治思想，统一意志，自愿集资，政府扶持，主动挂勾，引进外资，学习技术，发展科技，辅导民众，致富农村，改变“三农”，维护自身，还民四权（民众自主权，产销经营权，农民自治权，财务管理权）拆除牢笼，身获自由，奋勇直前，改革创新。     
    草案还特别强调，“我们一切行动和行为，不是与政府对立，而是与政府愉快合作，我们合作的前提是：是原原本本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行事，反对讲一套，做的另一套。我们合作的宗旨是发展经济和自身合法权力”，确定的现阶段的具体工作是“各镇自主，利用基础，多向扩展，培养人才，务实创新；以书店为基础，开展农友讲习班，学习政策，学习技术；繁荣市场、发展经济，搞好产业调整，体制改革，做到产销一条龙，分散产，集中销。 
    彭荣俊正式向衡阳县人民政府提交则是另一份报告。这份应该是彭荣俊本人亲自起草的报告题目就是《重建农会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十条关于重建农民协会的理由。归纳起来大体是这些内容：农民需要靠山；农民负担减轻不了；农民不知道党的政策，会走错方向；要收回农民的公民权和自治权；和平解决实际问题；带动农友走科学道路，发展生产；减少基层政府的干部；促进九年义务教育发展等。     
    我注意到了这两份报告的差别。刘坤山的报告尽量避免了使用“农会”或“农民协会”这样的字眼，而用了“致富策划中心”这样有点类似于“经济合作组织”的名字。彭荣俊则鲜明地提出了要“重建农会”这样的主张。刘坤山是这样解释他们之间的差异的。    
    我原来没有想到过农会，总想到在渣江镇开一个文件超市，让所有党的政策、党的文件跟群众见面，这在别的地方已经搞了。我早跟一位人大代表说了这事，他就说，你开了这个超市，就是和上面政府对立的！后来我又想到一个名字，叫做衡阳县扶贫致富农友之家。这有两个目的，第一，引进技术，引进资金，扶持农民致富。第二，有真正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可以帮着代笔写。后来彭荣俊提出来要建立农会，因为农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镇里和村里是政府组织，两个组织的性质不同。这样的农会就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取得这样的合法权益，如果你要那么搞，我们就可以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刘坤山接受了直接成立农民协会的观点。刘坤山的转变，对衡阳县的其他维权精英的影响非常大，现在成立农民协会已是衡阳县农民维权精英普遍具有的观点，是他们近一个阶段进行维权抗争活动的目标和动力。
    邓仔生在讲述他对农民协会的认识时，更多的是从历史上的农民协会那里获得参照，所以，他特别关注农民协会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他说：     
    早几年我没想过农会，我只是想过要农民自己来当家，想个什么办法能让农民自己当家，自己有说话的能力。当时没想到农会上来，后来听一些老同志说毛泽东时候有农会，我就问农会是什么东西，他们就说以前在旧社会是帮农民造反的；在毛泽东手里，农协、农会是打击地主官僚主义，把剥削来的财产分给劳动人民。后来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成立农会以后要反腐，要让真正没有私心和腐败的人来工作。你有多少工资，是否脱离生产，每年的行情往费开支有多大，抽烟是抽什么样的烟，财产是从哪里来的。通过农会，让农民觉悟起来了，自动去监督他们，来反对他们。我们农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怎么没有这么多的收入。所以我想，农会要以农民为首。     
    相比较邓仔生而言，凌学文对农民协会的认识就更加全面一点。他在将农民协会与农民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了农民协会与村委会的区别，而且，他对于农会的组织机构的建设也有很多的想法。他认为：     
    成立农民协会以后，首先是使农民得到政治权位；第二，我们怎样动员群众来发家致富，农民自觉起来把自己的家庭搞好；第三，维护社会治安，使农村奔向小康社会。农民得到了政治权利，与行政干部可以互相协谈，该交的就要交，不该交的就不能交，不能影响社会的稳定。我们上访的人就是没有一个正规的组织，只设定一个信访办，而现在的村委会又是政府一级一级下来的，是帮政府做事的。真正成立农会了，就有一个组织，可以一级一级把情况反映上去。这样，象现在这样上访风风波波，政府也麻烦，群众也不安宁。为了做到这一点，农会要采取自愿，不能强求，按自愿原则加入，大家加入以后，大家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要通过群众选举产生农会的人。     
    从衡阳县这几位积极筹建农民协会的维权精英的表述中，可以看到，虽然，他们对农民协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在要正式建立一个以维权精英为主体的农民组织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我在调查时感受特别深刻，几乎所有接受访问的人都对成立一个正式的自己的组织表现出热情。用凌学文的话来说，现在他们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农会这一愿望早实现。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2003年1月22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在向县政府呈交报告争取批复的同时，还有采取各种措施去发动群众。会议要求，各乡镇的维权精英都回到各自的乡镇去向群众宣传成立农民协会的意义，征求群众对成立农会的意见，对那些有觉悟愿意加入农会的村民要重点联系，而且规定每个月全县各乡镇的维权精英要召开二次以上的会议，以便了解情况，共同商量行动计划。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各乡镇的维权精英都采取召集群众会、用高音喇叭宣读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宣传。他们不仅效率极高，而且非常具有策略。就在他们会议的第二天中午，我到离渣江镇有差不多50公里的栏栊乡邓仔生村调查，就遇见了蒋才辉组织村民学习中央减负文件和商议成立农会的会议。当时的会议有来自附近二个乡的近百名村民。蒋才辉等减负代表首先同大家讲目前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说他们减负代表已尺这些问题联名上访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现在还没有效果。然后，就说，现在的问题是农民没有政治权利，上访时官老爷想管就管，不想管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农民团结起来，有了农会这样农民自己的组织，那就不用这样上访了，可以通过农会反映问题。他的这一翻演讲，效果十分显著。许多与会者都表示，应该有这样的组织。有些老人还回忆起解放初期，成立农民协会的情景，说那时候，农民还真的象个主人，没有人敢象现在这样到农民家里抢这抢那的。有一位常在广东打工回家过春节的青年说，广东就有许多农民成立的协会，所以经济发展得很快。     
    由于维权精英们的努力，衡阳县许多农民都知道了减负上访代表要成立农民协会了，也有许多人表示要参加这一组织。由于他们现在进行的这种活动，基本上是公开的，所以县乡政府也知道他们要成立农民协会这一想法，有的也想干预。渣江镇一位镇党委副书记和镇武装部长就言称，他们正在收集有关彭荣俊等人搞非法组织的证据。据说，已有参加过维权精英组织会议的向他们报告了好多情况，比如将来农会要有武装等等之类的。他们特别强调，收集这些材料都盖过手印的，等向上汇报后就会采取镇压措施。虽然，他们没有向我出示这些材料，可我相信，他们完全有可能这样做，也可能获得一些所谓的“罪证”。但是，维权精英对于县乡政府干部的干预采取了很理性的回击。他们说：其一，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他们向县政府提交报告要求成立农民协会是符合宪法的，县政府批不批是县政府的权力，可总不能说打报告打错了吧。何况县政府对报告现在并没有说不批。其二，在县政府现在没有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以农会的名义活动，他们还是减负代表或上访代表，谁也没有不准他们宣传中央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的权力。第三，现在是法制社会，他们的活动是公开的，没有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想用那些假证据来陷害他们，也许可一时得手，但陷害者和枉法者最终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也许维权精英的理由具有十分的正当性，也许衡阳县领导有其它的考虑，到目前为止，县乡政府也没有针对维权精英筹建农会一事真正采取什么过激的行动。然而，维权精英们从县乡干部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态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在目前中国这样的情况下，要成立农民协会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屈刚就说：“农协会这个组织必须要成立，但是现在还是刚刚起步，还有个艰难的过程” 。彭荣俊也对县委和县政府能够批准他要求成立农会的报告并不看好。他告诉我：     
    我给县里的张书记打了电话。他说目前我不能解决，因为没有直接接到党中央的文件，也不能答复你，更不能批示。他还说，彭荣俊，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农民领袖，这件事你解决得了吗？我们都解决不了。我说，你们干部这样继续工作下去，我们农民始终没有出头之日。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目前想扭转官方和基层干部的思想程度还是有点不统一。我还说，我上访不是违法，你应该明白，我来找你，衡阳县几十万农民也就看你的表现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县里面是批不下来的。我们农民现在只是有这个想法，表示这个意思。    
    如彭荣俊及衡阳农民维权精英所预料的那样，衡阳县最终还是没有批准他们的要求。2003年9月24日，衡阳县民政局正式下达了《关于取缔非法组建“农民协会筹委会”的决定》，此决定称：     
    2003年7月以来，渣江镇农民彭云俊、凌学文、洪吉发、屈刚等经常在渣江镇南正街58号和百胜排档、文德村江东组彭云俊家、神和村爆石组刘负生家聚会，串联乌冲、文德、香冲、神和、黄柏、众拱、石金、江冲、盐田村和洪市镇的柔水、余雅、马尾、余家坪、形山村以及三湖镇的永安、五福村个别村民。擅自成立“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并确定以彭云俊为首、洪吉发为联络员、刘昆山为参谋、林受恒为会计的组织机构，由刘昆山执笔编写《衡阳县农村问题严重20条》等资料，发展并联络了27名所谓“农协会代表”。2003年7月中旬，在渣江镇供销社接待站召开了27人参加的代表会，印发相关资料，以上访和减负为名，在部分村民和部分中小学生家中进行串联出售，散发《衡阳县农村问题严重20条》等传单，筹集了部分活动经费。     
    现已查明，以彭云俊为首的“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有组织机构、有活动场所、有活动经费，并联络发展了“农协会代表”27人，又以“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名义开展了活动。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21号《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第九条“对经调查认定的非法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应依法作出取缔决定，宣布该组织为非法，并予以公告”的有关规定和已查明的事实。以彭云俊为首成立的“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系非法民间组织。我局决定依法取缔“以彭云为首成立的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并收缴其相关资料。本决定自下发之日起，任何人和任何单位不得以“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     
    然而，这一决定并没有吓退衡阳县农民维权抗争精英要组织农民协会的决心。当县民政局在公安派出所的保驾下向彭荣俊宣读完这份决定后，彭荣俊当场发表了如下的演讲：     
    假如是我彭荣俊成立农会，对你们有这么大的压力的话，那就证明我彭荣俊县一级、镇一级的分量就不一般了。我也晓得我彭荣俊的分量。农会是在解放期间毛泽东手里就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民支持党和国家的工作，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共产党亲自领导的！你们今天不是取缔彭荣俊，而是取缔共产党、取缔毛泽东！我要去告你！最后他们就不肯把文件给我了。     
    毫无疑问，彭荣俊又一次表现出了衡阳县农村维权精英所具有的政治智慧。他不仅清楚地知道目前中国政治运作的规律，而且又明确合法地表达了他们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而作为一位研究者，我从他们的努力中看到，中国农民已经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了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重要。虽然，他们也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有多么地困难，但他们还是充满了信心，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为中国农民摸索出一条道路来。刘坤山就很肯定地说：农民协会一定会成立，因为，体制改革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改革开放也是个摸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