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网络联盟：农民维权组织的发展     
    在1998年以前，衡阳县农村的抗争性“代表队伍”还多处于分散、孤立活动阶段，基本上以村为单位。随着各村的维权精英在上访或其它减负活动过程中结识，村与村之间开始建有较稳定的信息交流网络。到1998年，开始有少数代表直接以乡镇或责任管区范围内全体农民的名义进行活动。1999年初衡阳县政府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用严打的方式对减负代表们进行了无情打击，直接并强有力地促进了不同村和不同乡镇的“抗争队伍”联合。在实现全县维权精英联合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就是发生在渣江镇的“盐田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后，迫使衡阳县当政者不得不检讨和改变对待农民维权精英的态度。虽然，广大农民，特别是被批斗的减负上访代表觉得真正的责任人并未受到应有的处罚，但对衡阳县的维权精英来说，这无疑是自进行维权抗争活动以来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被批斗的减负上访代表成了农民心中的英雄，渣江镇也就成了全县减负斗争的中心，渣江镇的减负上访代表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其它乡镇减负上访代表仿效的楷模。从此之后，衡阳县各乡镇农民减负上访组织横向联合规模逐渐扩大，他们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联网。    
    这个过程最初是这样开始的：“盐田事件”中主要的受害人屈刚是渣江镇的官埠人，当时他所领导和组织的“减负队伍”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官埠责任区，成员是凌学文等人，虽与栏栊的邓仔生、蒋才辉等人有联系，但并不知道相距只有二十来公里的彭荣俊、洪吉发等人的维权抗争活动。而在这次事件中，是盐田的群众救了屈刚。这就不仅使盐田的维权精英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屈刚，也使屈刚认识了盐田的群众和维权精英。就是事过三年的今天，屈刚回忆当时的情境时，还不禁热泪盈眶地说：“老百姓把都他们打跑了，把我们的绳子解开。老百姓都感到很高兴，确实觉悟高，他们喊口号，说他们不是政府是土匪，我们要把他们打走！盐田老百姓的觉悟高啊” 。可见，正是渣江镇政府的那次打击活动，促使了彭荣俊领导的“减负队伍”与屈刚和凌学文领导的“减负队伍”的联盟。这一联盟也迅速地发展到了同时在99年元月遭受打击的其它乡镇的维权精英。     
    全县性的抗争网络基本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8月，衡阳县各乡镇87个减负上访代表通过各种方式，秘密聚集到了离衡阳县几百公里之外的湖南省会长沙，举行了第一次全县性的减负上访代表会议，并将各乡镇减负上访代表反映的情况汇总，拟向湖南省委和省政府上访请愿。    
    尽管这次行动最终没有向湖南省委和省政府提交上访请愿信，但在一定意义上说，着标志了全县性的抗争网络已经形成。根据我的观察，这一抗争网络联盟主要特点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遍及全县主要乡镇的联络点，产生了全县性的抗争领袖。近年来，在衡阳县农村维权抗争活动中，逐渐产生出了一批象彭荣俊、屈刚、刘坤山、凌学文、邓仔生、廖建辉、洪吉发这样的被公认的抗争领袖，并以他们经常活动地在全县形成了盐田、官埠、三湖、金溪、长安、台源、栏栊几个主要的减负上访联络点。这些联络点，以一定社区为依托，一般以某一维权精英的的家为活动场所，它对全县的抗争联系网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将各地减负上访代表进行“集合”起来的“基层组织”。这些联络点是以一定的地域为界线，这就突破了各自为战时期所形成的以“人”为核心的“减负队伍”格局，将某些地方原来存在的几个减负队伍统一起来，就使每一个维权精英能够在全县这张大网中按地域找到自己的位置。附近乡镇的维权精英经常按照自己所属的团队，利用赶集或其它时间前来相聚，一起交流抗争经验或分析存在的问题，商议下一步行动方案。其次，由于这些联系点基本上是公开的，附近的村民大都知道联系点在谁家里，维权精英前来活动的时间，所以这些联系点还经常成为群众来告状的地方。我就曾经在访问栏栊乡邓仔生家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附近两个乡的减负上访代表在邓家活动，附近许多村的村民就前来向减负上访代表们“告状”，希望他们能为之主持公道。邓仔生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家成了法院的告诉庭了，群众到政府告状难而且不灵，就到他这里来，不仅可以得到相关的文件和政策，只要减负上访代表认为有必要，就会派一些人帮助他直接与村或乡镇干部或社会上那些污七糟八的人去讲理，去抗争。彭荣俊家更是这样。但到他这里来求助的主要是各乡镇的减负上访代表，无论那一个乡镇的减负代表遇到了麻烦，都会在第一时间前往彭荣家汇报有关情况，商量对策。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联络点还是进行社会动员，发展新成员的最要场所。比如，有一位要求加入到减负代表队伍来的村民，他找到了实际上负责全县抗争事务的彭荣俊。彭荣俊就告诉他，应该到他家所在地的某某地方找某某减负代表，应该首先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且，经常会有在某联系络点负责的减负上访代表，向大家报喜说，又发展某某参加到减负代表队伍了。    
    第二，建立了敏捷的信息交流系统。现代社会运动理论将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视为组织系统的决策机制最为重要的部分。一般都认为，社会运动组织的动员能力与其组织的信息处理能力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如果从这一点来看衡阳县农村的抗争网络的话，可以说，它应该是具有动员能力的新型社会组织。因为，它的信息交流网络十分敏捷。这首先在于，他们收集信息的能力已非常强大。我经常为维权精英们拥有的近十多年来中央、省、市关于农民负担、村委会选举、农村学校收费等正式文件及领导人讲话感到惊讶。他们甚至可以拿到就是我这位长期从事农村研究的人都还没有看到的最新文件。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早些年他们还是告靠上访去获取这些东西的话，现在他们应该有了较为经常的而且级别比较高的政策获取渠道。这种渠道有可能是某些维权精英利用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也是这些维权精英最引为自豪的地方。而对那些有关农村政治经济等现实状况，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贡献出大量具体而准确的数据。因为，对于大多数的维权精英来说，收集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证据是他们最为日常的工作。其次，他们建立了分享式的信息处理系统。只要是网络中的成员，对于获得的政策性的信息，都应该无条件地贡献出来让所有的人员分享，这在衡阳县抗争网络中具有十分明确的要求的。如果那一位将政策“贪污”了，那么他会受到其他成员无情的指责，他参加减负活动的动机甚至人格都会被怀疑。这与没有“联网”之前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在没有联网时，将政策让他人分享是一种可做也可不做的事情，而现在则变成了一种“义务”。再次，他们在现代通讯技术基础上建立了稳定的信息交流方式。从我所获得的一份有关各联络点负责人的电话中，可以确定，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合理的方式将信息传达到那些目前还没有电话的维权精英。而且，那些也许并不是维权精英的人都是十分愿意去充当叫人接电话的角色。这才能解释，为什么每当我到了一位维权精英家里访问，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其他一些维权精英就获得了此信息，并作出反应。    
    第三，建立了有效率的行动协调系统。衡阳县农民的抗争网络在行动上是十分有效率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自联网后，他们的行动具有了一致性。最明显的例子是，2003年元月起，全县各乡镇农民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出的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控告信都是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印制的，只是后面附上的证明材料各有不同。这绝不只是一个文本写作问题，实际上维权精英统一行动的一种方式。而今年年初各乡镇维权精英关于“学费问题”的抗争，就更是通过会议的方式共同决定的事情。其次，各地减负代表确立了相互支援的“习惯”。某些乡镇如果要对某一问题抗争，而又感到力量不够时，就会主动地向其他地方的维权精英们请求支援。比如被誉为谈判专家的刘坤山，因原来在学校工作过，而且又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这次减学费的抗争中，就被全县许多乡镇的维权精英“请”过去作为代表与当地的学校或政府谈判。这在没有联网前是很少发生的，那时只有在需要发动群众时，发生过请其它地方的维权精英帮助讲解文件共同学习的事情。基本上没有请“外人”直接进行诸如谈判之类的活动，而现在这已成为了联网时代的习惯。最后，网络的总协调能力加强。虽然他们并没有制定明确的命令与服从的规定，但是，由于全县公认的抗争领袖的产生，联网后自然也就形成了具有一定指挥能力的网络中心。这个由全县几位抗争领袖为主体的网络中心，基本上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向各联络点传达一些具体的行动意见。而且，在许多时候，并不是一种商量，是以一种“通知”的方式传达的。这些只能表明，这个网络实际上已经在向科层制转变。    
    当然，上述有关衡阳县农民抗争联网的许多方面，都是“非正式”存在的。这也许是世界进入网络时代的一种特定的组织状况。每当我对他们“联网”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功能和特征难以理解时，就会想到那些最著名的网络专家提供的格言：一切都在网中，而每时都在突破。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衡阳县农村出现的维权抗争活动，已不是单个维权精英的行为了，他们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的具有特定意义的“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