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循环运作
    循环观念体现了生态的特征。传统农业遵照循环之道，采用了作物轮作、土壤轮耕、用养结合以及多业循环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地力常新”的重要保证，由此形成了传统农业的生态化实践。
    我国在西周至春秋时期，采用耕种和撩荒结合轮荒耕作方式。战国两汉时期已采用麦禾、麦豆轮作方式，如“今兹美禾，来兹美麦”[ 1]、“禾收区种”[ 2] ，《周礼?遂人》注也认为，“今时谓禾下麦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今俗间谓麦下为夷下，言芟夷其麦，以其下种禾豆也”。在汉代禾麦豆轮作的基础上，确立了豆类作物和谷类作物、绿肥作物和谷类作物合理轮作的基本格局，即施行大豆—谷—黍稷，冬麦—大豆—谷子、黍的豆谷轮作，谷子—小豆( 绿肥)—瓜的肥谷轮作种植方式。《齐民要术》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作物轮作的理论和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阐明了合理轮作的必要性。此后，轮作复种方式呈现多样化格局。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麦—大豆—秋杂模式( 一年一熟，二年三熟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采取水稻—小麦，稻—稻—麦，麦—稻—稻的模式( 一年两熟，一年三熟制)；东北地区清代以后普遍采用大豆、高粱、谷子或小麦、大豆、谷子为主的轮作制，是以大豆为核心、豆谷轮作为基础的轮作复种方式。豆谷、谷肥轮作是轮作史上的一个重要创举，“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 3]。先民充分认识到豆类作物对土壤的作用，这在耕作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作物轮作的基础上，施行土壤轮耕，两者有机配合，实现了作物种植与土壤耕作的双循环。不同作物种植采取不同的土壤耕作方法。土壤轮耕主要包括垄作与平作、土壤翻耕和免耕、水旱轮作等。垄作方法早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普遍采用，如“上田弃亩，下田弃圳”[ 4] 。汉以后，整体上是垄作与平作合用，施行年度间轮换。同时，由于“种法”1 的使用，土壤翻耕和免耕播种相结合的措施得以创始。黄河中下游地区采取冬麦、大豆( 小豆) 、秋杂及翻耕、免耕、翻耕的作物种植与土壤耕作的配合。长江中下游地区，明清以后作物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方式逐渐发展，即与稻豆、麦豆、稻肥等套种相配合，土壤耕作相应采取翻耕和免耕或耨耕相结合的方式。东北地区，清代至民国时期，普遍采用大豆、高粱、谷子或小麦、大豆、谷子为主要形式的轮作制，该轮作方式以大豆为中心，以豆谷轮作为基础，其相应的土壤耕作虽较为复杂，但仍属于翻耕—免耕—翻耕模式。随着稻麦轮作复种方式和一年二熟制的产生和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唐宋以后，土壤耕作采取相应的水旱轮耕的耕作方式，即水田耕耙耖耘，旱地开垄作沟。这种水旱轮耕的耕作方式在稻作区是普遍的。其后，稻、菜，稻、豆一年两熟以及稻、稻、麦，稻、稻、菜，稻、豆、麦，稻、稻、油等一年三熟制都施行水旱轮耕。[ 5]
    作物轮作和土壤轮耕的施行，坚持用地和养地相结合，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既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又能做到“地力常新”，不断获取农业产品。作物轮作和土壤轮耕是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农业生产实践的长期积累，某些区域形成了各业互补多业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等农牧副鱼各业融为一体。明清时期嘉湖地区的农牧桑蚕鱼生态系统和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最具代表性。嘉湖地区在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创始“圩田”，在圩内种稻、圩上栽桑、圩外养鱼的基础上，形成了种田养猪，猪粪肥田；种桑养羊(蚕) 、羊粪壅桑；水草养鱼，鱼粪肥桑等各业并举互补的农牧桑蚕鱼有机农业生态系统格局。
    利在畜鱼……湖州畜鱼，必取草，汆螺师于嘉兴……猪买饼以喂，必须赀本，鱼取草于河，不须赀本。然鱼、肉价常等，肥壅上地亦等。(清《补农书》)
    珠江三角洲在围田挖田筑塘的基础上，创建“桑基鱼塘”系统，形成桑、蚕、鱼、猪四者互养的农业生态模式。
    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粪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 清《高明县志》)
    皆仰人家之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购猪十支，韫栏而养，专买浮萍、假苋菜、芋荚、水苴，是但一样，每日沤软和猪糠，猪大亦赚银。……鱼、猪、蚕、桑，四者齐养，十口之家，少壮者可胜任也。又于山坑开一水凼，养浮萍，以供喂猪，得猪屎以培桑，得蚕渣以培桑，又可养鱼及利浮萍，所谓实业之利无穷也。(《岭南蚕桑要则》)
    “农牧桑蚕鱼”和“桑基鱼塘”系统做到了多业并举、各业齐养，各业互为条件、互相补充，物能多级、多层次循环利用，用养循环结合在整个系统内实现，物能循环效率和利用率更高，以较小的投入实现了较大的产出，保证农业生产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