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一个弱者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或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仍然会感觉无奈。比如，一个农民工，当他的工资被拖欠的时候，他要么向政府投诉，要么向法院起诉。如果政府对他的投诉置之不理．或找个理由拖延下去甚至予以驳回，他能怎么办呢？能去告政府吗？理论上是可以，但生活中却是不可以的。因为政府所掌握的和可以动用的有用资源远大于个人。在政府面前，个人是十分渺小的，在老板面前，个人也是渺小的。因为打官司的成本远大于个人的那点工钱，更严重的是面临老板的辞退。而老板要辞退一个职工并不违法。
　　如果说政府帮农民工讨工钱还算是一种第三者的仲裁（事实上很勉强，因为老板每年要向政府缴很多税费，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那么减轻农民负担却纯粹是政府向农民的让步，也即强者向弱者的让步。因而，让多少、怎么让的话语权就完全操控在政府手中。农村税费改革的依据至今仍是内部文件。文件的传达是按级别层层传达的，这样基层干部在向农民传达文件时得以避重就轻、趋利避害、尽可能地影响农民对文件内容的理解。这是关于话语权的第一条保障线。
　　农民即使知道了文件内容，发现了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只能向上一级政府投诉，而上级政府的官员多半是一级一级升上去的，知道“下面的难处”；同时上下级官员之间本来就存在荫庇关系，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上级政府是不会为难下级政府的。如果上级政府将投诉置之不理，农民只得忍耐或采取体制外的手段，如越级上访，这是关于话语权的第二条保障线。至于到法院去告政府；直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实例发生。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特点，保护弱者权益的主体是国家的权威机构，包括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他们相对于弱者来说，居于强势地位；弱者对于他们的行为没有制约能力。这一点集中地表述在“保护弱者权益”这一语汇中。被省略了的主词显然是指国家权威机构。在我们国家的现有权力结构中，国家机构显然应属强者之列。因此，这一语汇本身表现出的逻辑是“由强者保护弱者”。
　　由强者来保护弱者，其作用是有限的。“保护”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依赖关系。并且在“强者保护弱者”这一话语逻辑中，隐含着这种关系的固定化趋向，即强者永远是强者，弱者永远是弱者，强者永远是主动的。弱者永远是被动的，如果弱者永远是弱者，那么保护便永远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其他群体对弱者的权益损害永远存在，弱者对强者的依赖关系永远存在。严格说来，这样的保护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因此，弱者的权益，只有弱者自己才能保障。但是，弱者与强者是无法对抗的。弱者只有变成强者，才能保卫自己．怎样变为强者呢？至少应做到两点：第一，增强弱者的自我组织能力，提高其以维护自身权益为导向的组织化程度。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结社权，但是以前我们对这一权利的意义并无深切的理解，所以这一权利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政府如果想真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就应当支持弱者的自我组织权利，而不是充当保护人．第二，争取和维护弱者的话语权。我们的大众媒体，对弱者的报道越来越多了，但是报道的话语权并不为弱者所掌控。弱者的表达权利行使起来困难重重，甚至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阻挠。这一状况如不改变，弱势群体的利益就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