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不足广东全省平均水平，徐闻县却已在半数村庄实现“四通五改六进村”。它的经验证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政府用钱堆出来的，而是党委、政府引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一次伟大创造。     新农村建设“徐闻模式”解读         春节前后，雷州半岛南部一望无际的红土地上，仍然到处可见忙着冬收的农民。这段时间，只要不加班，徐闻县府办副主任李逸每天傍晚都要驾车赶往离县城60多公里的一个海岛。     在岛上，李逸有他的新身份——老家塘口村的“临时村官”，负责回乡发动并组织村民筹款修筑水泥乡道。“趁村民卖冬种瓜菜有新收入，筹款更爽快。”李逸对记者说。     除了修路，起步较晚的塘口村村民还有更大的计划，就是像对岸的曲界镇愚公楼村那样，铺设统一的排污管道，村巷统一种上成排的大王椰树，建上村文化大楼，享受像城里一样的环境。     春节前夕，记者站在徐闻县愚公楼村的村道上放眼望去，红土衬着笔直的村道纵横笔直，一尘不染，家家房前屋后栽花种果，村边是绿油油的大片北运菜地。在农户欧堪吉家，自来水、厕所、液化气一应俱全，客人来了需脱鞋进屋，连养的几只鸡都拥有单独的封闭小院。    “中央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我们村做到这些看来并不难。”愚公楼村支部副书记吴世壮满有信心地说。     徐闻县共有68万人、1260多个自然村，财政收入不足亿元，去年农村人均年收入4400多元，仅及全省平均水平，但像愚公楼一样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已有578个，占总数的45.8％。     “徐闻的面貌完全变了，”多次到徐闻调研的广东省委农办副主任黄日东直截了当地说:“徐闻闯出了欠发达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功之路，他们的一些经验已转化为省委的决策。”         建设新农村:农民的自觉行动     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政府发给每个村335包水泥，发起长达数十年的“新村运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徐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从水泥开始。上世纪90年代末，角尾乡北兰自然村经过改水治旱，蔬菜大丰收，荷包胀起来的村民自发凑钱修路，成了全县最早实现村道硬底化的村，村容村貌大大改善，邻近村见后相继效仿。     “县委、县政府从北兰村的创举看出两个问题，”徐闻县委书记黄心强对记者说:“一是只有农民收入较大幅度增长，才有闲钱修路；二是农民对改善家居环境、建设新农村有迫切的自我要求。”     徐闻农民收入的大增长起于199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改水治旱行动，这个行动被称为雷州半岛的“第二次土改”，肥沃的红土地一旦有了水的滋养，立即迸发出惊人的生产力:相较治旱前的1997年，2004年徐闻农业总产值增长74.5％，农民收入增长76.7％，居民存款增长159.1％。徐闻人均收入从湛江“首穷”翻为“首富”，但在全省县级中仍属于中等水平。     2001年起，徐闻县委、县政府决定“借题发挥”，以村道建设为切入点，在全县开展名为创建生态文明村的活动，具体内容被概括为“四通五改六进村”(通路、通电、通邮、通广播电视；改水、改厕、改路、改灶、改房；党的政策进村、科技进村、先进文化进村、优良道德进村、法制教育进村、卫生习惯进村)，逐年推进，坚定不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建设新农村并不是政府用钱堆起来的，而是群众自己的一次伟大创造。”黄日东说。由于县委、县政府的决策贴合当地实际，并采取步步推进的办法，徐闻新农村建设被成功转化为农民的自觉行动。     最为明显的是，大多数村民在村道整修中自愿“拆屋让路”，像愚公楼村，就有72户自觉按村规划拆迁改建，涉及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在修路、美化村庄的行动中，徐闻各村不向政府要钱，不请专业施工队，主要由村民自愿分摊出钱，轮流出工完成。迈陈镇下岗老职工秦为民为建好村道，捐出了自己的下岗安置费2.56万元。这几年，徐闻农村随处可见村民敲锣举红旗修路、打扫卫生的景象。许多村庄专门成立了筑路队和青年突击队。     “全县大村庄建设规划花了800万元，这本是政府的分内事。除此之外，搞新农村建设县政府没出一分钱，”徐闻县长许顺向记者证实说。     “回乡团”:新农村建设“指导人”     “县委、县政府有意识地主动抓新农村建设，徐闻是在全省起步比较早的一个县。”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广东省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说。     江惠生曾先后考察过韩国、日本、我国台湾省的农村农业改革，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的老提法，本质上是农村对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新农村的建设必须由大批经过政府培训的有现代化意识的人员来指引。     韩国“新村运动”全过程中，各村都推举“新村指导人”，由政府统一培训教育，下派回村，“指导人”对运动的成功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许多还发展成为优秀的国家公务员。     在徐闻，新农村的“指导人”角色由“回乡团”来承担。“由于农村的长期封闭落后，跳出‘农门’的外出者被普遍认为是有能力、有见识的，回村之后说话有人听，号召力强。”黄心强分析道。     2001年，徐闻领导班子主要成员被分到15个村挂点，抓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建设，搞出点模样后立即发动名为“千官扶千村、万干齐回村”的行动，全县有732名科级干部和1万多名普通干部被要求返回原籍村庄，本文开头的公务员李逸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干部和徐闻籍的外出人员一起，构成阵容庞大的“回乡团”，指导帮助农民开展新农村建设。     结果，“回乡团”对“生我养我”的家园情真意切，热情高涨，出乎黄心强等徐闻主要领导的意料。大多数干部都愿意在下班后和周末回村，“摆事实讲道理”，发动乡亲美化家园。原县委常委、副县长梁位民率领三个儿子一道回家乡前山镇梁宅村，梁位民还当起了“临时村长”，亲力亲为搞新农村改造，建路过程中遭遇台风，梁家父子曾3次组织抢险，保住了道路。     徐闻人自力更生建设新农村的举动，感动了大批外出有成的人员，他们纷纷解囊相助，目前共捐资2500多万元。在动员老家亲戚破除风水迷信、拆屋让路等环节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党和政府一方，建设新农村也开辟了融洽干群关系的一个新平台。徐闻上万名干部下到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设身处地帮助农民改造美化自己的家园，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得以发扬，执政力凝聚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这是一个双赢的理想局面。”黄心强说。         让公共服务惠及更多农民兄弟     2005年3月，江惠生到徐闻看农村建设，发现汽车总能开到农户家门，一进门他也就看两样:厕所和猪圈，转了几个村后，他开始表扬徐闻:“道路系统和生活垃圾处理，是农村改造的基本功，哪个村也绕不过去，徐闻都解决得好，供电供水排污也都做得不错。”　     江惠生由此得出结论:“徐闻对农民最大的指导和帮助，是提供了统一规划。”采访中，多数村干部也向记者反映，规划图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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