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商云集的汉正街，一大批30岁左右的移民后代，由于年龄、经历、知识结构及所处时代的不同，经营观念和处世态度与父辈已有很大不同。

    33岁的万朝红刚当上辅料商会会长两个月。1993年，他中专毕业后没按父亲的意愿去端铁饭碗，却选择了父亲一样的道路：在汉正街打拼。

    8月下旬的一天，万朝红与记者谈起父亲一辈的汉正街人的“通病”：一是重数量而轻质量，二是视“一个便宜三个爱”为信条，三是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赚了钱。

    接手父亲的生意后，万朝红反其道而行之：去年在长丰乡办起设备一流的拉链厂后，几十家小服装厂厂主登门，让他提供低档产品，他回绝道：“买便宜货请上别家，我只生产中高档。”此前，他花50多万元买了一辆黑色奔驰车，进进出出很是惹眼，他却毫不掩饰地说：“好车也是实力的证明，哪像我父亲，当年连买辆微型货车都怕露了富。”

    万朝红的父亲万全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应城来到汉正街的，当时他二弟万汉发办了一家拉链厂。给二弟帮了两年忙后，他自己开了一家作坊，前店后厂。虽然生意不错，但他的厂没有取名，旁人对他的称呼不是“万拉链”就是“拉链万”。

    万全发后来在附近给儿子也租了间门面，两间店都卖自产的拉链，开始，老万的店里每天进账上万元，小万才卖几千元。当老万在“姜还是老的辣”的喜悦中沉浸了几个月， 小万的销售额一下超过了老万。原来小万在门脸上写上了“天鹅拉链”的店名，还将产品分类，优质品装进“天鹅”包装袋，每条拉链多赚一角钱。

    和万朝红一样，汉正街上的年轻老板，越来越敢于向前辈说“不”。

    52岁的“袜子大王”王承祥有3个子女，27岁的女儿王文娟，24岁的长子王文强，22岁的次子王文汉。按照老家山西平遥的习俗，王承祥在女儿20岁那年将自己名下6个铺面中的两个和30万元流动资金交给她，但提了3条要求：把袜子生意做大，善待平遥伙计，寻一位家乡小伙子成个家。王文娟对后两条都照办了，但没有再做袜子生意，而是改做服装批发。

    两个儿子虽生在平遥，但打小就跟着父亲在武汉长大，老家于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概念。老王相继将余下铺面平分给他们后，不久就感到了儿子的“叛逆”：长子的店铺里挂满了奇形怪状的韩式服装，次子的门面中则尽是些名牌休闲鞋，而且都在尝试搞网上交易。更让老王生气的是，文强居然裁减掉平遥籍帮工，请武汉或周边县市的女娃当导购员；文汉不仅招聘了本地的导购员，还娶了个湖北红安女孩为妻。

    尽管子女的“叛逆”屡屡令他不爽，但看到他们的生意还不错，他只得默许了这一事实。他告诉记者，如今汉正街的第二代平遥籍商户，大都改做服装生意，店中的伙计不再是清一色的平遥乡党，其中不少年轻人不是娶的湖北姑娘就是嫁的湖北小伙。

    应城人徐良明是经营拉链的元老级人物，他家的“五朵金花”次第长大后，除二女儿和四女儿吃“皇粮”外，余者都来到汉正街开店，不过她们中没有一人遵从父亲的旨意做拉链生意，而是各自选定喜爱的项目：大女儿批发纽扣，三女儿经营花边，五女儿销售饰品。老徐对此倒是想得开：“现在的年轻人做生意，既要赚钱又要讲兴趣。”

    50多岁的天门籍张老板告诉记者，他曾试着将几百人的服装厂交给儿子管理，不想儿子一上任就设立了类似政工师的岗位，起先他觉得儿子搞虚架子，父子为此还有过争论。后来事实证明，正因为有这样的人专为打工妹排解心理隐忧，厂里跳槽员工大为减少。

    除了生意，新生代和老字辈在处事上也不一样。有一对父子，从孝感来做服装辅料生意。早年家乡每有大小事来“化缘”，做父亲的每次边称生意难做，边将千儿八百元递上。儿子则不一样，但凡是助学、修路、架桥一类公益的事，他都积极认捐，但对不情之请则果断说“不”。前不久，老家来人请他回去建厂，并称征地费只及武汉十分之一。他谢绝道：“我在武汉办厂，产品20分钟就能到汉正街；在老家，起码要3个小时。”

    其父感叹道：“有些事我也想拒绝，但总碍着面子，而年轻人，心里不愿就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