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主权保护缺位
    黄崎介绍说，在我国粮食作物中，杂交水稻一枝独秀，而玉米、大豆种业却藏有隐忧。同时，由于种子问题隐匿于粮食生产的背后，一般难以显现其重要性。
    “国际上，印度、阿根廷的农业生产出现严重问题，部分原因是未能控制好种子‘源头’问题：一是对转基因种子的依赖度认识不清，作为农业发展源头的种子被控制；二是某些农业跨国集团从自身商业利益出发，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手段，借助资本，垄断市场，攫取超额利润；三是传统种业被行业升级所淘汰。”黄崎认为，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农作物种业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一些发达国家企图通过种业战略，影响他国的粮食生产，控制其生命线，进而影响其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
    黄崎认为，我国应强化生物主权安全观念。与国家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予一样，生物主权是指生物作为一个整体，同样不可分割让予。
    上世纪90年代，有人将中国的野生大豆经非正常渠道带回美国，通过科学研究，分离出高产基因，并将该基因在101个国家申请专利，然后再将含有该基因的豆种卖到中国，向中国人收取高额专利费。在黄崎看来，这在某种意义上已触犯了我国的生物主权安全。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实施专门性、连续性的战略及应用研究计划来保护生物主权安全。黄崎希望，这能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