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个“非农化”的过程，有人提出：“两亿多农民彻底‘离乡离土’转移进入城市是解决‘三农’困局唯一的手段、方法和途径。”甚至有人认为：“农民的市民化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现代世界的主题就是‘消灭农民’”。但解决了“人地比”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就真的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吗？
    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也要转型
    生态环境若受到严重污染，将严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完成耕地、水和空气等环境治理，确保耕地、水、空气、种子、肥料、饲料、除虫手段无毒化等复杂劳动已经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首道工序，而耕田、播种和收割等简单劳动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第二道工序。
    传统农业经济理论对日益变化的农业生产活动及乡村功能的理解已经显得过于简单。其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农业生产环境的重大变化，忽视了当今时代乡村多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忽视了农业生产劳动的日益复杂化。所谓农业现代化，应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乡村资源进行循环利用，使农业生产活动尊重自然、融入自然，农作方式以恢复土壤健康和生态环境，培养健康作物为基础。而绝非是脱离自然环境，违背生态规律，严重污染环境的化工型农业，也不是依靠大量药物维持动物生存、依靠外源力量增加动物重量和提高动物生长速度的工业化养殖业。
    创新农业经济理论，必须对乡村价值有一个全新的发现和认知。我国有2812个县，将近3.5万个乡镇，近70万个行政村，450万个自然村，平均在每2.13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就有一个自然村，有农、牧、渔民2亿多户，居住在我国绝大部分土地的平原、河流、草原、森林、山川和海岸线的各个地方。广大农村地区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有价值的存在。今天，如果我们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强调“人地比”的传统农业经济理论必须修正。
    多年来，由于我国对这些广大乡村的价值，缺乏全面、系统和科学的认知，乡村价值被严重低估，导致了有关“三农”政策和相关制度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这不仅造成了农业资源配置的错位，还使乡村创造生态财富等方面的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国乡村已经进入“生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必须站在“生命经济”的角度重新发现乡村价值。
    所谓“生命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农产品(5.17,-0.02,-0.39%)研发、生产、种植、养殖、加工、运输和销售过程中，都应以了解自然、尊重自然、尊重人的生命为前提。以严守空气、水源、耕地、场所、种子、肥料、饲料、杀虫和除草手段、及农产品保鲜、储运过程中无毒、无污染为底线，所生产、养殖、加工和销售的农产品，对人体无损害、对生态无污染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
    数十年来，在“人定胜天”和重速度、重数量、重金钱而不重质量、不重环境的“GDP主义”、“增长主义”思想影响下，乡村地区畜禽养殖污染、农药化肥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废水污染、工业“三废”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许多乡村已经形成了水陆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面污染的格局。尤其是在牺牲乡村以换取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二元政策背景下，许多地区将污染企业迁移到郊区和乡村，肆意破坏和污染自然生态环境。据国家环保部的统计数据（副部长李干杰披露），目前，农村污染排放量已经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由于对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具有“遗害万年”的特征，如果不及时进行拯救，人类生存必备的基础资源将无以为继，建设“生态文明”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