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研究较多，争论也较多，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安排。但土地最终归谁所有，无非是下列三种选择：一是土地国有化；二是土地私有化；三是坚持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我们认为，变革与选择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1.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要契合农民的意愿。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是历史性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吸引了千百万农民投入到新民主主义的洪流中，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土改后，分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但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实行集体所有集中经营制度，使得农民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分离太久，从而导致了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度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毕竟农地产权不属于农民，这种积极性难以持久。
    2.农地产权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界定产权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市场交易。离开了市场交易，界定产权就不具有独立的经济意义。同时，只有在市场交易中，产权才能得到明晰的界定。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已经通过市场上进行交易。但土地仅在作为建设用地时才可以上市交易，农用土地由于产权原因还不能上市交易，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大缺陷，必须下大力气进行这项改革的可行性研究，尽快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3.农地产权改革要适应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得益于土地制度的变迁和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2004年3月，联合国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指出：“改进土地承包制度，使进城农民可以‘出售’土地，或将土地作为间接担保，为其迁往城市筹集资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那么，农地产权的改革是否也应适应世界经济变化的潮流呢？回答是肯定的。
    4.农地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前述的三个适应是为中国农地产权改革铺垫理论依据，但具体的改革要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如不改革就不能盘活现有的土地资源，就会阻断外来资本注入农业的渠道。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和人们的认识水平等原因，我们不可能马上驶入农地私有制的快车道，必须渐进性地摸索进行，从而降低改革的成本。
    从以上几个方面衡量，我们认为，在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化是可行的，而实行农地产权私有化是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发展趋势。中国目前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为农地私有化提供特别有利的客观环境。当然，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不管是否实行农地私有化，农民总会因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而加速流出农村。固然土地是进城务工农民的最后保障，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农民工市民化》课题组调查，数量过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7%的人愿意以后回乡。新一代的80后、90后农村青年大部分已经不会种地，不愿意搞农业，他们大部分都将会离开土地。尽管他们在极为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过着极为低度现代化的生活，但他们怀揣甩掉“农民帽”的梦想，奋力拼搏，试图把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变为现实。
    如果政府推行农地私有，使每个农户拥有一块自己的农地，就会让一部分纯农户，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先富起来，继而带动大部分农户致富。由于农户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一定会有建设家乡的热情和积极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本来一部分需要中央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品，自动、自发地完成。政府得以把本来准备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巨额资金集中于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帮助那些不适合务农的农户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样做，由于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任何产权制度的变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政府可以在典型的农区，尤其是在那些农业产业化已有一定基础的地区，首先实行农地私有化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此外，还需做好相关的制度安排，譬如户籍制度改革等。
    25年前湄潭是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第一批以土地制度建设为主题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那么现在能否承担新的历史重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