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以乡村民主破解土地流转困局
    案例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力量逐渐渗透进乡村社会，嗅觉灵敏的村官试图盘活乡村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为个人谋取私利。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们并没有按照村民自治的要求，也没有严格贯彻中央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精神，而是遵循他们的霸道原则、权力失控与掠夺之手的逻辑行事。要改变这种格局，只有切实依靠民主的力量，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
    （一）市场原则与霸权原则同时并存。
    在土地流转的问题上，我们会发现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在支配着土地的命运。一是市场的力量，二是霸权的力量。市场力量被视为改造中国的革命性要素。“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使市场力量能够贯穿于城市和大部分农村社会，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力量的影响更具革命性。”[xiv]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并且日益参与市场运作的特征日益明显。上述两个村庄的土地流转的纷争，都是缘于土地市场的价格急剧飙升的结果。
    与市场原则相对立的是霸权原则，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也时常可见。在穆雷·罗斯巴德看来，社会体制的所有形态都是市场原则和霸权原则这两种基本元素的混合体。“市场原则在社会中越盛行，则社会的自由与繁荣的程度越高。霸权原则越强烈，则奴役和贫穷越深重。”“那些渴求支配其同胞之权力的人，或那些期望劫掠他人的人，以及那些不能理解自由市场具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稳定的人，极有可能将社会拖回到霸权的道路上。”[xv]在本文所讨论的两个案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村官赤裸裸的霸权与对村民毫不留情的劫掠。
    （二）权力失控的日益加剧与掠夺之手的不断膨胀。
    案例研究表明，在推动土地流转的过程之中，是基层，村官，主导了土地流转及其方式。这就是权力失控的典型表现。孙立平指出，社会失序的关键与核心就是权力失控。“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权力的失控可以用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现出来。一方面，权力霸道专横，恣意妄为。另一个方面，整个体制的权力和权威基础受到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xvi]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权力失控已经渗透到权力的末梢，从最底层就开始失控，而且是严重失控。
    国家有关的土地流转政策在这里被束之高阁。从2008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2009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都始终强调土地流转要坚持三“不”原则。性质不变，用途不变，农民权益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而且，2009年的这一意见还特别强调另外两“不”，以保障土地的自由流转。这就是土地流转的非强制性与自主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流转，也不能妨碍自主流转。”这就印证了李侃如关于中国发展特征的论断。“国家的基层越来越多地掌握了主动权，在许多情况下限制了高层渗透地方，以及从地方获得支持和资源的能力。”[xvii]
    由于这一权力失控的普遍存在，导致掠夺之手也不断膨胀。掠夺之手遵循这一行动逻辑：“政治家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独裁者运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将资源配置给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打击政敌，中饱私囊，以牺牲公共福利为代价。”[xviii]虽然掠夺之手是用来分析政府的一个视角，但是，将其用来分析作为中国的准政府组织的村两委同样适用。无论是新隆村主任陈继新力主卖地的目的是“至少要从中赚回一个亿”，还是见龙村官赤裸裸地倒卖土地以及倒租承包，我们既看到了权力失控的严重程度，又看到了掠夺之手的劫掠本质。
    （三）破解村官操控土地流转的困局在于强化民主参与
    从不民主到民主，这是一个持续斗争的过程。摩尔指出，民主进程是一场漫长的而且必然是没有止境的斗争。这一斗争旨在进行三项密切相关的事情：（1）对专制统治者加以控制；（2）以公正合理的统治取代专制统治；（3）使大部分民众能够分享统治权。[xix]结合本文的两个案例，不难发现，要打破土地流转中村官主导一切的格局，就必须加强对村官的监管与控制，让大众主权真正取代精英主权，让广大村民真正能够分享而不是由少数村官垄断乡村的治理权。惟其如此，才能够摆脱村官操控土地流转的格局，才能加速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切实提高民主的质量。
    总之，本文通过两个村官操控下的土地流转的案例，从一个侧面揭示农地流转的困局及其解决之道。导致目前农地流转困局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市场化日益渗透进乡村社会，单纯的权力操控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强化农民的民主参与，以民主决策和民主协商方式规制无法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驯服日益加剧的权力失控与不断膨胀的掠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