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例分析：村官操控土地流转对乡村民主的影响
   （一）村官主导土地流转
    在当代中国研究基层政治的问题，尤其要关注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精英的作用。王金红、黄振辉的研究表明，广东中山的反向承包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进，主要是因为村庄精英具备适当的经营策略与一定的运作能力。而且，这一点对于能否实施反向承包具有决定意义。[vi]这就是说，成功的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是村庄精英推动的结果。当我们将这一结论用来观察那些土地流转出现了很多问题的村庄的时候，不难发现，这一结论同样适用。
    1、卖地纷争中的村庄权力博弈
    上述两个案例非常典型地说明，村官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隆村从租地到卖地的故事告诉我们，土地是以出租的形式流转，还是以一次性出卖的方式被政府征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要村官主导和推动的结果。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村庄权力精英之间的博弈与较量。
    （1）派系政治。新隆村从租地到卖地，村庄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村庄的派系政治白热化。这一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支书与村主任的对立。卖地意见的分歧，导致村庄权力精英的分野：一方以村主任为首的力主卖地派，另一方以村支书为首的反对卖地派。二是两个妇女主任的出现。由于村支书与村主任的矛盾，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甚至存在两个妇女主任。村支书支持上任妇女主任，村委因叫不动这位旧任，不得不公开招聘了一位妇女主任。两人办公情况，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工作上互不干涉。由于这一派系政治的存在，导致从镇里提出征地计划开始，村里召开了不下二十余次会议，但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利益冲突。村庄派系政治的存在，往往都是由利益上的分歧所导致的结果。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租地时期欠租者大多为反对卖地的村支书的亲属。在交接账目时，陈继新发现，新隆村账上已经赤字600多万元，其中村民欠租高达1300万，相当于新隆村两年的地租收入。而这些欠租者中有不少是前任支书的亲属。陈展开了一场不留情面的催租行动，30天内，900多万元的欠租陆续入账。其二，陈继新卖地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捞一把。陈的堂弟陈海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当选村主任之后，陈继新亲口告诉他，一定会在任内将新隆村的土地卖出去。同时，陈继新也悄悄告诉他，自己“至少要从中赚回一个亿”。
    （3）黑恶势力。由于派系政治的存在，以及利益冲突的结果，导致村庄出现了动用黑恶势力解决卖地分歧。在这场因为卖地而引起的持续的风波争斗中，不管是支持卖地者，还是反对卖地者，都互相指责对方使用“黑恶势力”攻击对方。陈继新说，自从他上任以来，办公室不时有不明身份的人来闹事，他为此在办公室门口贴上“办公重地，未经批准，不得内进，否则视为捣乱”的纸条；而反对者表示，这段时间，几个公开反对卖地者存放鱼饲料的仓库接连“莫名其妙地失火”。
     2、卖地纷争中的有限村庄民主
    （1）民主选举改变了村庄的分配格局。民主选举改变了村庄的权力结构，进而影响到村庄的分配格局。新隆村从租地到卖地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过程，也是民主选举在中国农村推进的过程。从民主选举来说，选举很难保证选出一个公道正派、真正为广大村民谋利益的村官。在政治和社会形势不太景气的情形之下，那些打着改变旗号的人往往容易打赢选战。我们所熟知的奥巴马就是这个典型。新隆村的陈继新亦是如此。村民事后反思，虽然大家对陈不了解，但是，在急于想改变现实的迫切心情的支配之下，大家还是投了他的票。而陈上台后所推出的卖地新政也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分配格局。
    （2）派系政治对村庄民主的有限推进。派系政治本身是有力的民主推进因素，但是，新隆村的案例告诉我们，其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派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任村主任陈继新的卖地行动。由于反对卖地派的存在，导致力主卖地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推进卖地进程。由于支持卖地者与反对卖地者各自都抓住了对方的把柄，即因收欠租而得罪了原村支书的亲属，导致他们成为反对卖地派，与陈的堂弟陈海绵公开揭发陈卖地是为了谋取私利，这一利益冲突使得这两派本身的权威大打折扣，这就大大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3）黑恶势力对村庄民主的抑制作用。关于农村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侵蚀，于建嵘早有非常详细的讨论。[vii]在新隆村的卖地纷争中，我们再一次看到黑恶势力卷入其中。而且，村官和村民都互相使用黑恶势力攻击对方。这就是说，在卖地纷争中，黑恶势力有其一定的市场与存在的价值。毫无疑问，其对村庄民主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二）权力支配下的圈地运动
    巴林顿·摩尔在讨论英国的圈地运动时指出，随着农业商品化侵入农村，土地逐渐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我们从别的国家所经历的过程中得知，商品化侵入到农民的组织结构中，似乎有一个总的运动趋势，即大批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在英国，这种趋势在16世纪时就已经很显著了。”到17、18世纪就更加严重和普遍了。[viii]随着市场经济的要素逐渐侵入中国乡村，中国乡村的土地也出现了类似圈地运动的情形。
    1、村官非法流转土地
    村官倒卖土地。见龙村的案例表明，村官倒卖土地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惊人的程度。主要表现在：（1）以村的名义从农民手中收回诸多土地，尤其是耕地，其目的就是用来倒卖。（2）将耕地当作宅基地出卖，导致好的耕地摇身一变成了宅基地。（3）在卖地的问题上，村官具有决定权，即使村民反对也无效。卖地成了村官的专利，既不需要召开村民大会，又不需要有关部门同意。村官只负责收卖地款，卖地没有任何合法的手续。（4）农民被迫买地，也不得不买地。否则，大量土地会被有钱人圈占。
    村官倒租承包。村官除了倒卖土地之外，还囤积大量土地进行倒租承包。具体表现在：（1）垄断土地承包经营权，目的是进行二次转租。（2）赚取转租差价，以七八十元的低价租进，再以两三百元的高价租出。（3）这就加速了土地再次向少数人集中，而那些租不起地的农民不得不远离农村。
    2、村官主导的圈地运动毫无民主可言
    关于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非自愿性，甚至是带有强迫性，李昌平指出，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土地流转的一大特点。“90年代中期开始的土地流转，和80年代有本质的不同，部分农民流转土地虽然也是自主的，但是被迫的，并且是亏本流转；部分农民一撂了之，其土地由村官转租给‘大户’，更不是自己的意愿。”[ix]上述两个案例都表明，只要是村官主导土地流转，农民的自愿、自主性就很难保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毫无自愿、自主可言。
   见龙村的村官的身份类似于法国当年的上层农民。在讨论法国资本主义渗透农村时，摩尔指出，法国的上层土地阶级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他们占有着土地，但这些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他们。”“在王权专制主义统治的条件下，法国上层土地阶级加重对农民的压迫，同时又使他们处于事实上的所有者的地位，以此使自己逐步适应了资本主义对农村的渗透。”[x]见龙村的案例表明，这些村官的身份和法国当年的上层土地阶级具有类似之处。他们首先使自己适应市场经济渗透农村的需要，同时也使自己处于土地的事实上的所有者的地位。这就是他们不仅完全主导着村庄土地的买卖与承包，而且独占土地流转的收益。
    而从圈地运动的角度来说，这些村官又类似于英国圈地运动中的大地主。“回顾整个圈地运动发展的历史，并且考虑到当代的研究成果，下面这一情况仍然是很清楚的：伴随着工业的兴起，圈地加强了大地主的力量，给了英国农民以致命的一击，把他们从英国政治生活中排除了出去。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来看：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xi]见龙村的村官通过倒卖土地与倒租承包，逐渐增强了自身的实力，而在此过程中，广大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横遭村官的践踏。
    这又印证了摩尔的两外两个观点。“第一，有一定影响力的农民对民主制很少表示关心，他们只是要求自己村庄中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得到确切保障。这些要求具体地说，就是保证使他们的财产不因国家出售贵族的资财而受到有力的冲击，或保证使他们免受任何其他有重新分配财产倾向的激进观点的挑战。第二，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损害并消弱了小农的财产权。”[xii]见龙村的村官关心的不是民主制，而是如何增进自己在村庄中的财产，如何提高自己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他们终于找到了倒卖土地与倒租承包这条很好的生财之道。这一过程本身，也极大地侵害了其他村民的承包经营权。
    这就是说，在一个受工业化影响的村庄，村官完全支配着农村的土地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在他们身上，实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有机统一，而民主的问题则成为次要之事。这一点与早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形完全不同。“正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政权的主要特征在于两大阶级的联合。一方面，是旧的农业统治阶级，他们拥有重要的政治权力，但经济权力并不稳定；另一方面，是正在崛起的工商业精英，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权力，但在政治上、社会上尚未站稳脚跟。”[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