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9日晚6点，气温零下7摄氏度。凛冽的寒风中，一群蜷曲着身子的人，跺着脚、搓着手，聚集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汽车站广场。记者驱车百余公里自银川赶来，在一个小包子铺里倾听这些农民工漫漫讨薪路上的诉说……来自隆德县沙塘乡光联四队的李招招眼里含着泪花说：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却领不到工钱。这些天，大家只能花钱找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一日三餐吃方便面或是买上个馍就口水当饭……（12月31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发出了“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的评论，只是在“又到年关，又见讨薪；有人下跪，叫人揪心”的现实中，农民工能不能“站着把钱拿回来”呢？
    在农民工讨薪难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种现象——讨薪成本过高，法律援助缺失，这已经成为农民工 “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的拦路虎。一般情况下，讨薪1000元需要付出综合成本至少3000元，这还是保守的计算。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而选择绑架、堵路、跳楼、爬塔吊等暴力极端手段维权，原因之一便是前者的维权成本过高。而有的人在付出巨大成本后权利仍然得不到维护，或是处理结果不能弥补他们付出的成本。
    对农民工来说，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渠道遭到了严重的阻塞。在讨薪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核心问题：农民工在社会上究竟拥有多大程度的话语权？我们不应用旁观者的姿态对待，应站在权益维护和尊严保障的高度来看待讨薪难。而最重要的追问是：社会究竟给了农民多少表达意见的空间和渠道？
    学者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开篇就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表述农民的边缘生存位置：他们长久地处于一种“水深齐颈”的状况中，即使是细波微澜也会导致灭顶之灾。对农民工来说，同样如此。当他们的付出换不来应有的承认和尊重时，讨薪难以及“讨薪艺术化”就出现了，要不就是采取自焚讨薪、跳楼讨薪、爬吊塔讨薪等极端的方式来宣泄利益诉求。
    因此，要真正达到“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的目标，必须看到农民工的权利无力感，并从制度上解决这种无力感，让农民工有足够的力量、社会有足够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是唯一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