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一：农村居民持续增收亟需创新渠道
近几年来，在嘉兴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实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2004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幅连续6年超过城镇居民、且居全省首位，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4693元和12685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5∶1。
但与此同时，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已经较为充分，通过向二三产业转移来增收的潜力已十分有限，嘉兴农民持续增收亟需创新渠道。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认为，我国农村居民的持续增收有两条重要途径，一是加快城市化进程，通过人口与产业的集聚以及进城人口的市民化，进一步诱发第三产业的发展，因而能成为农村居民就业和进一步增收的重要途径；第二则是要深化农村居民财产制度改革，要赋予农村居民在承包土地，宅基地及房产等方面的财产权利，而不仅仅是使用权。
“而这恰恰是嘉兴市‘十改联动’的核心所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看来，嘉兴市近两年推进“十改联动”，正在开始打破由于当前土地制度、金融保险框架体系等的制约，对农民持续增收后劲不足的问题探求破解之策。今后几年农民的财产性投资性收入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例如，通过搞活“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土地流转方面的收入将有所增加；通过农民进城购房，进行宅基地用益物权的探索改革，使农民财产权利、投资权利得到保障和增值等。
思考二：农村新型社会治理机制亟需建立
嘉兴在推进村民集中居住、“两分两换”中，实施了“1+X”村镇布局规划。“1”指每个新市镇镇区，“X"为镇区以外配套的不大于现有行政村数量的城乡一体新社区。如今，全市858个行政村17000多个自然村规划集聚到了47个市镇和368个新社区。
“1+X”集聚模式的推进，逐步打破了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的农村社会原有的格局和村民自治管理体系，农村社会结构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如何按照城乡统筹的理念和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城乡一体新社区的社会组织运行、管理和服务水平，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
事实上，在任何城镇化高速推进的地区，都存在一个逐步打破了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的农村社会原有的格局和村民自治管理体系的过程。黄祖辉认为，农村新社区的治理机制与传统村社区的治理机制大不相同，它的治理结构与功能更接近于城市社区，体现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相分离，着重于社区管理与服务。
谢扬进一步解释说，农村新社区既要有城市社区管理的理念，也要有兼顾原来村民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特点，即他们是拥有集体经济资产权利的新型城市居民。而新的“居民委员会”不再是以血地缘关系为特征封闭运行的组织，而是开放式以居住区为特征的社区。今后这样的社区管理，要兼有城乡两种居民不同财产的特点，又有共同居住管理需求的城乡一体新社区模式的社会组织。
思考三：改革推进与现行制度政策难以衔接
2008年10月1日，嘉兴市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根据规定，从10月1日起，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称谓正式告别嘉兴历史舞台，全市城乡居民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
随着嘉兴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很多新的问题随之产生。现在嘉兴市居民的划分不再是“农民”和“市民”，而是有无承包土地，也就是“有地居民”和“无地居民”之别。但是现行的国家、浙江省政策仍旧以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为依据来划分，这样一来嘉兴市出台的一些涉及到区分户口性质的政策，实施起来存在较大难度。
在谢扬看来，以“有地居民”和“无地居民”来区分，而不是以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为依据来划分，说明我们的城乡二元的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实质阶段。也为今后进一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铺平道路。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如何区分什么样的福利能够先行城乡统筹或者一体化，而这些区分如果与户籍脱钩，可以使问题更为简单明了。
但是，嘉兴既然是浙江省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就必定会在改革过程中触及传统体制的政策和法规，黄祖辉提出,嘉兴改革纵深发展的最终出路是上级政府要放权，要像办特区那样给予特殊政策，不然，所谓的改革试验区就不过是个时髦的名词，就会流于形式，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思考四：推进农民进城和市民化的难度加大
在嘉兴，一方面是城市居民生活成本高于农村，另一方面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不断改善，加上农民在宅基地、承包地、计生等方面享有相对独特的权益，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在逐步弱化，进而通过工业化、城镇化来推动农民身份转换的难度在加大，一些已经在城镇生活的农民甚至要回迁户籍，“离土难离乡”现象将长期存在。
浙江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类似嘉兴这样的情况已经开始显现，虽然从总量上看，这种情况并不广泛，但仍然给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带来了许多困惑。
“实际上，我们已经错过了农民进城和市民化的最好时机。”黄祖辉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是最好时机，而现在，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已经很高，这意味着，那种将农村土地、劳力和社保无偿或廉价奉献给城市的城市发展的红利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必须对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偏差进行反思和纠偏。
“但无论如何，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在发达地区依然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谢扬如是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