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袭来，使我国原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就业是民生之本，如今的就业问题成了很多人的难言之痛。目前，我国2000多万的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成了就业问题的重中之重。我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约有1000万农民工已没有所谓“承包地”，农民工大规模失业返乡，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方式已显得很无力。看他们的“表情”，思考他们的期待，我们希望能从长远的、综合的方面采取措施去医治农民工就业的顽疾。我们需要勇敢、从容地面对这场就业危机，也需要认真审视和思考农民工问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或许，峰回路转，危机不再变得那么可怕，倒可能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下，大学生、农民工对东部发达地区趋之若鹜，这种趋势使得我们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很多中西部地区的乡镇多剩下些老弱病残。别说乡镇，就连许多县市都缺乏发展的人力基础，因而缺乏发展的后劲，也衍生了留守儿童，老年人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我们是否质疑、期待能改变这种流动趋势？农民工们能在这种状况下获得多少利益？别说工薪低，讨薪难，就是一个养老保险，各省份为了各自利益各行其道，弄得众多农民工排队退保，要知道，其中有多少的无奈。失业，很容易让人想到失业保险，这几乎对众多农民工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奢望。还有，目前这种人口流动方式，只能满足农民工的暂时利益，而他们的子女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会不会出现“放羊娃”式的循环？令人警醒！
　　我们国家迫切需要提高城市化水平，从而更好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助推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化需要把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成城市人口。很多农民工在经济发展中付出了许多的汗水，而社会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公平，他们中许多人的汗水，到头来收获的仍是无尽的泪水。春节期间，我有机会与一些做农民工的亲戚朋友谈心，觉得他们缺少一种归属感。我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叫何明明，我第一次听到“吃青春饭”这个词竟出自他的口。从他诉说中得知，金融危机前他的外出务工生活就很心酸——低待遇，受歧视……危机来袭，他的生活变得就更为窘迫。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那些年轻人，对社会充满了困惑与无奈，与其说他们是农民，倒还不如说他们已是工人，因为他们学会的大多是些工业技术，常年背井离乡，务农倒成了他们的“技术难题”和“感情难题”。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农民工”这称呼我们该如何理解？细想一下，真为它心酸为它愁。这两年的全国人大才有了农民工代表，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城市化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供选择？我们似乎习惯了大批人口涌向东部地区，“返乡潮”成了很大的问题。农民工返乡，是不是有点不符合城市化的节拍？我们关注就业的同时，能不能更多地关注一下农民工的命运，农民工大多来自中小城镇，我们是不是也应多关注一下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因城市发展的两极分化，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采用优惠政策，给以中小城镇以更多的智力、人力、物力的支持，使各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对趋向平衡？以前，东部地区凭借在区位、政策上的优势，发展迅速，这其中能离得开许多的中西部地区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支持吗？如今，我们期待中西部也能通过国家的发展政策，改善它们的区位条件，使中小城镇在这次危机中迅速崛起，从而更好、更多地吸纳就业，让更多的农民工找到实实在在的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诸如留守儿童、老年人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而社会的和谐，离不开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
　　矛盾可以向着相互对立的方向转化，危机亦可能变成契机。最近看到报道说，成都推出为失业人员发放就业培训券的举措。这样做，一方面政府投资，刺激了教育消费；另一方面又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素质，为他们以后就业和自主创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有技术在手，创业也就多了份基础，若能激发他们自主创业，那就像滚雪球一样，更多的失业人员便会被吸纳进就业的雪球里边。
　　就业紧张，农民工的口袋紧了，但他们的头脑可以充实。以前太多的忙碌，很少有闲暇的时间接受教育；另外，他们接受教育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大，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劳动素质的提高。从客观方面来说，我国的人口素质低，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劳动素质在危机时更需要提高；从主观方面来说，他们也迫切地需要接受教育的充电。这样看来，危机对提高竞争力可能大有帮助。当今我国的成人教育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对占全国人口很大比例的农民工的教育服务上往往表现出捉襟见肘，而日本的成人教育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农民工，虽不起眼，但他们不可或缺。我们以前对他们知道得太少，替他们想得太少，为他们做得太少。我担心，他们的“营养不良”，社会会不会因此也会变得“营养不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