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问题的提出
　　农村公共物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物品”而言的、用于满足农村共同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物品，它的供给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环境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是各级政府丁作的重点，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供给主体更是讨论的焦点。许多学者认为，尽管中央和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和制度外筹资的渠道，目前的财政投入难以满足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于是便提出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多元化”的观点。如吴士健认为，农村纯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农村准公共物品由政府和农民混合提供，而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物品可以则由农民以“俱乐部”的方式自我提供。 王国敏也提出，涉及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农村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农村公共物品由省政府提供，地方性农村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提供，而社区性的农村公共物品由农村自治组织和农民共同提供。 对于村庄小范围内的公共物品，他们都提H|了应该由农民自我供给的策略。另外，彭长生 、苏杨珍 。等也分别通过个案研究，验证了“村民自发合作”作为农村社区级公共物品的供给途径的可能性。
　　但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村庄内部公共物品自发供给的成功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即是不是所有的村庄都可以实现呢?如果不能，那村庄公共物品的白发供给究竟需要具备哪些因素呢?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所讨论的两个个案村J村和C村都是位于安徽省南陵县XZ镇的自然村，该镇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圩区，自然和气候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该镇还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以劳务输出为主，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中部乡镇。J村和c村分属两个不同的行政村，但却是邻村，两村相距不到1．5kin。可以说，在自然条件、外部政策环境上两村所拥有的资源是大致相当，但两村在村庄内部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能力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
　　2 两个个案村的简介及对比分析
　　2．1 J村简介全村95户，360人，为一个村民小组。由于紧临集镇(原乡政府所在地拆乡并镇后，成为当地的经济集贸中心)，故本村村民外出就业的仅四十余人。其余村民除在家从事农业之外，还就近从事一些副业，如餐饮服务、交通运输等。2003年，经在外经商回家的村民提议，并在通过村内领导班子的讨论及大部分村民的同意后，由村集体经济、少数经济大户捐助以及村民集资的方式筹得资金，在村里老祖坟原址上建造了一座公共陵园。
　　该陵园于2004年竣T ，取名为“松陵园”，造价40余万元，占地近3000m ，可容纳1000个牌位。在访谈中得知，J村建造松陵园的最初设想来源于修族谱，以“重塑家族观念、光耀家族门楣”。不过，J村村民并没有执著于这一点，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即松陵园不仅用于存放本村过世村民的遗灰，外村他姓人只要缴纳一定的费用(600一1000元不等)后，其亲属遗灰也可存放于此。到目前为止，松陵园已经存放了100多个牌位，且大部分来自于外村。由此而得的收益直接充作集体经济收入，由专人管理，用作村内各项公共事务的开销。该村利用这些集体收入，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对村内道路，以及农田机耕道进行了一番修建，大大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
　　2．2 C村简介全村一共114户，人口482人，划分为3个村民小组。目前该村外出就业有2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40周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未外出村民大部分都从事农业种植，有少数进行家禽养殖。近些年来，随着机械化的推广，村民对机耕道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自2000— 2002年，该村村民曾经就机耕道的修建商讨过四五次，但由于村民意见不一致，利益冲突难以协调，导致这一计划频频“流产”。如今，该村的机耕道仍然没有修建起来，成为制约该村农业生产最大的障碍。
　　2．3 对比分析J村与C村这两个相邻的自然村在村庄内部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能力上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原因有三个方面。
　　(1)资金来源。农村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其最重要的环节应该就是资金的筹集。在这一方面，J村具有绝对的优势。首先，J村有集体经济池塘养殖，每年都有一笔固定的收益，有能力为村民提供一些小范围的、花费较少的公共物品，如本村村内道路、农田机耕道等都是由村集体经济收益直接提供的。像松陵园这类资金需求比较大的公共物品，其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渠道：村集体经济、村内经济大户捐助，村民集资。松陵园的建造前后共投资了40余万元，其中，村集体经济投资10万元；村内经济大户自愿捐助近4万元，村民集资近30万。J村外出就业的村民虽不多，但有好几位都是在江苏一带承包建筑工程的，有着雄厚的资产、丰富的社会经验，在村内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松陵园的建造由他们提议，并首先在经济捐助上做出表率，带动和激励了村内其他村民集资的积极性。整个工程从提议、决策、集资、建造这一整个过程花费了不到一年时间，显示了J村在公共物品自发供给上的巨大潜力。比较之下，C村就逊色很多。首先，C村没有稳固的集体经济收入，尽管c村也有一些池塘荒滩等集体资源，但是没有集体投资，而是承包给本村村民养殖，由此而获得的微薄的承包费也大都分发给村民。所以，村集体无力提供资金。其次，c村没有J村那样的经济大户，缺乏资金筹集上的直接带动和激励效应，而且在村民收入上，c村普遍低于J村，村民的集资能力和集资积极性都低于J村。
　　(2)组织动员。强有力的组织动员也是村庄内部公共物品能够顺利自发供给的必需条件。这对村庄领导人的组织协调能力、工作积极性、个人声望等各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一方面，J村现任村组干部显然是胜任的，都有很长的村干部经历，在村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村庄公共事务方面，他们充分发挥了组织动员的作用，从而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而这也正是C村最缺乏的，在村庄公共事务的组织协调上，村组干部基本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访谈中了解到，由于村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c村三个村民小组的组长现在是每年一换，且基本上是由村民“轮流”担任，造成村民组领导职位权威的丧失。一方面任期太短，上任者来不及树立威望便已“换人”，另一方面这一职位的当选本身也并非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当选者的工作积极性。正是由于村庄组织的涣散和村组干部的“不作为”，使得各项工作陷入无人组织的困境，其村庄内部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能力可想而知。
　　(3)村民参与。村庄各项公共事务的最终落实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配合。但村民参与不仅需要有参与的主观意愿，还要有能够参与的客观条件。J村村民在村组干部和村内经济大户双重引导和激励下，大都有很高的参与积极性，且大部分村民都在家，这也为工作的具体开展提供了便利。c村村民既没有村组干部的积极组织，也没有经济大户直接的利益激励，缺乏引导的村民就像一盘散沙，对村庄公共事务失去信心和参与积极性。而且，该村大部分40岁以下的青壮年在外打工，也是导致各项村庄公共事务难以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农村公共物品自发供给的条件
　　经过对J村与c村的对比分析，剔除其中的偶然因素，笔者认为，一个村庄要实现内部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至少需要两个条件：
　　3．1 村庄精英的引导和组织“村庄精英，即在农村社会中影响比较大的人物” ，可以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传统型精英主要指那些以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未知乃至明确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而形成的精英，如那些过去当过村干部和现在仍然当村干部的人、有教养而能服众的人??，而现代型精英，主要是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济能人，他们往往因为经济上的成功，而在农村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J村村庄内部公共物品之所以能够自发供给，其资金筹集、组织动员以及村民的积极参与，都与本村村庄精英的积极引导、组织以及自身拥有的强大号召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村内的经济大户这些现代型村庄精英们的主动捐助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在此激励下，很多普通农户的投资意愿也被调动起来，在加上村组干部这些传统型精英们的积极动员组织，使少数不合作者迫于舆论压力而达成一致，使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得以实现。而c村失败的很大原因就在于：现代型精英的缺失和现有传统型精英的“不作为”，事实上，该村现任村组干部也称不上是村庄精英，因为他们缺乏一个村庄精英人物需拥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3．2 较强的村庄社会关联 “村庄社会关联”一词最先是由贺雪峰提出的，“它特指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 ，“具体地说，是指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即在解决村庄秩序问题时，村民有多大可能集体行动。” 他还把社会关联划分为现代型社会关联和传统型社会关联，前者是指经济社会分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契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后者是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的社会关联 。
　　事实上，在经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强大传媒力量的巨大冲击后，农民正变得日益理性化、世俗化，原本建立在伦理、信仰和习惯基础上维系村庄秩序的传统社会关联已严重失落，这种变迁是J村和c村都无法避免的。只是在具体程度上，c村比J村严重，这与其村民大量外出打工，村庄生活面向外倾有很大关系。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于：J村的经济较发达．村庄内部经济分层开始明显。尽管传统的村庄记忆已经弱化．但日益发展起来的现代型社会关联填补了空白，而且也为村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关系的重建提供了支撑。如松陵园的建造设想正是来源J村村民修族谱这一宗族观念的复兴。它的建造不仅是对J村内部传统社会关联的强化，也是一种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它作为一个村集体经济，本身已经成为构建村民间现代型社会关联的载体。事实上，松陵园所创造的效益也的确大大提高了该村公共物品自发供给的能力。c村经济没有J村发达，村庄内部经济分层也不明显，村内缺乏经济能人，以及建立在经济成功基础上的权威和现代型社会关联。在传统社会关联遗失和现代型社会关联难以建立的尴尬处境下，C村村民日益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农民，相互问缺乏信任，使得各项村庄集体行动难以开展。
　　由此可见，村庄社会关联度在农村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上确实起着非常蚕要的作用。社会关联度强的村庄，村民一致行动能力强，就具有村庄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潜力。反过来，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村民一致行动能力差，难以实现村庄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
　　4 总结与讨论
　　村庄精英的积枉乏引导和组织，村庄内部较强的社会关联是当前我同农村在村庄内部公共物品自发供给的两个必备条件，而一定的村集体经济则是村庄公共物品可以高效率、高层次地自发供给的保证。J村和c村作为两个典型案例，必然带有一定的特殊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部分村庄里也出现了像J村那样因在外经商而致富的经济能人，并确实带动了本村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但这样的现代型经济精英的出现毕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缺乏普遍意义。正如贺雪峰指出的那样，真正占中国农村大多数的，依然是像c村这样以传统型村庄精英为主、弱社区记忆性质的村庄。 尽管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但他们的一致行动能力却降低了。对于像c村这样村庄生活面向外倾、缺乏发展动力的村庄，如何从制度上激励其村庄传统型精英的l丁作积极性、增强其村庄内部凝聚力、重建村民的村庄共同体意识以提高其村庄的一致行动能力等方面的问题，是我们要提高其内部公共物品自发供给能力所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