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梨木原木交易在海南非常火爆
花梨树多单株生长
山民正在叫卖一块花梨树根
上海博物馆古典家具馆内以明代黄花梨家具复原了５００年前中国文人的生活场景，与清代紫檀家具迥然不同的是，黄花梨家具强调素雅、高洁的气韵
华丽花梨
世界上有一百多种花梨木，绝品出自中国海南。
一九八五年，海南黄花梨木材每五百克价格不过一元，二十多年后，收购价已飙升到九千元。
一飞冲天的价格，早已飞出了当地人想象力的大气层。如今，眩晕的海南人慢慢缓过神来，开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岛上，人们为一株株花梨树筑起高达两米的砖墙，甚至在树身上满缚荆棘，以此来对抗盗伐者的斧锯。
几乎所有的野生花梨树都被迁植到人们的院中，每一株售价起码数万元，一个密密麻麻种满花梨树的院落，价值以千万元计。
越来越多的海南人开始囤货惜售，人们抱有强烈的升值预期，坚信“捂盘”是最理性的选择。
岛外，一堂花梨木家具的售价超过了名车、游艇和私人飞机。
无论原木还是成品，扶摇直上的升势仍在延续……
花梨第一村
照目前的市场价格，10年后王胜高院子里的花梨树价值将超过1000万元。
撰稿／陈统奎(记者) 赵倩倩
占符村，一个神秘的村落。
据说海南岛上这个7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居然聚集了全岛三分之二的花梨木存货，价值高达十数亿元。当地媒体称这里是“花梨木地下市场”。确切地说，这里是海南花梨木的“集散地”。
在这里，“万”似乎成了最常用的货币单位，百万富翁有数十位，村子里的小车数量几乎每天都在增加。而就在十几年前，占符村村民最值钱的财富，还只是屋前屋后的水缸。
占符村，凭什么暴富？
几十万是“小小数”
占符村位于海口市龙泉镇，距海口城区约20公里。车行15分钟高速公路后，还需20分钟的山路颠簸。
“十一”黄金周，台风“利奇马”登陆海南，狂风肆虐，风雨交加，许多游客被困宾馆。10月1日那天，记者驱车赶往占符村。驶上高速公路不久，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拐进龙泉镇后，到占符村还有5公里山路。当地向导说，占符村今天是去不成了，丰田汽车底盘太低，大雨中行驶会有危险。看到记者失望的神情，她说可以先去采访她的四叔，龙泉镇上的一位花梨木商人。
四叔四十开外，白衬衫加灰色西裤，一点不显山露水。四叔家杂乱不堪，走到墙角，他停了下来，指着一块样子丑陋、满是灰尘的树根对我说，这块花梨木树根重80多斤，一斤350元左右，价值是2.8万元。走到厕所前，他又指着3根直径约10厘米的花梨格木条说，这些每斤可卖500元，3根小木条价值也是数万元。四叔说自己的存货现价20多万元，其余货料存放在更隐秘的地方。
四叔在当地小有名气，早在1985年就翻山越岭淘花梨木了。那一年，他花1000多元盘下一把花梨木椅子，转手卖给广东老板，赚了近2000元。
当时，花梨木一斤的价格不过1元，边角料一斤还不到0.15元。到了1992年前后，价格涨到了每斤6元，2000年前后又升到每斤30元。而2005年起花梨木价格的飙升，让四叔如梦似狂，“价格一月高过一月，现在就是边角料，也都是150元一斤了！”今年花梨木价格暴涨近5倍，去年12月他淘得一个树根，花了1.2万元，存在家里4个月后，卖出时的价格居然升到了6.5万元！今年，四叔花8万多元买下一个大树根，转手卖到13万元，不料很快有人以22万元的价格再次收购，四叔惊愕得只会摇头。
海南媒体报道，目前当地花梨木板材老料(存放百年以上)已经升至每斤9000元。一根板材老料往往重达几百斤，价值数十万元，当地人称之为“木黄金”。四叔说，做了22年花梨木生意，这两年赚的钱远远超过过去20年的总和。
四叔说，龙泉镇上靠花梨木生意赚得最多的是“幺达”，短短两年里成了千万富翁。家里戒备森严，就是镇上的熟人也不得入内。“幺达”买了一辆30多万元的越野车，在海口城区购置了房产，全家人都搬去了，镇上的老屋变成了花梨木仓库。
讲起财富故事，四叔眉飞色舞。他说，再做一笔好生意，也可以买一辆车了，“车子，也就是一根木料的事。”不过，他不愿记者公开姓名，也不同意拍照。四叔说，干这一行必须低调，尽管到各地收购花梨木时他手提几十万现金，但穿着绝对“草包”，“不敢声张，更不敢嚣张”。
四叔说，两年里自己赚了数十万元，只能算“小小数”，两年里，花梨木生意使得龙泉镇上诞生了20多个百万富翁；而如果拿龙泉镇的财富与占符村相比，又只能算“小小数”了。经四叔这么一说，数公里之外的占符村更令人心向往之了。
与亿万财富擦肩而过
台风一刮就是3天，10月4日早晨，我们再次驱车前往占符村。道路多处积水，越野车趟过片片“汪洋”，跑遍海南山山水水的林业局专职司机感叹不已：“想不到海口还有这么烂的乡村公路。”
一进占符村，就是平坦的水泥路面，与坑坑洼洼的进村山路形成鲜明对比。道路两旁时时可见三四层楼的豪宅，村民的殷实一览无余。听说我来采访花梨木生意，一位村民指着一栋正在装修的四层新楼说：“这家主人赚了700万。”一位村民插话说：“我是开摩托车载客谋生的(注：农村常受人轻视的无土地户)，连我家里都有几十万的存货呢。”
占符村3700余人，耕地只有1700余亩，人均不足半亩。当地人用三句话概括占符村的窘困：村委会“开会借月亮”，学生“读书借祠堂”，父母“嫁女数水缸”。由于干旱缺水，水贵如油，下雨天村民用水缸接屋檐雨水饮用，水缸是家庭财富的象征，于是数一数屋前屋后的水缸就可以看出家境，水缸越多的人家越容易娶媳妇。
人多地少，占符人无奈外出谋生，80年代初就有人跑到偏远的海南西部山区(花梨木主产地)开三轮摩托车载客，或当小贩穿村走巷卖甘蔗。正是这些人发现了当地丰富的花梨木资源，一点点买来运回占符囤积。到了1992年，占符村的花梨木存货量已经相当可观，成为远近闻名的花梨木交易地。“外出谋生，带回一条财路。”村党支部书记王明善对记者说。
占符村党支部副书记王英权是村里最早做花梨木生意的人之一。80年代末，王英权帮海南药材公司收购药材，得知花梨木也是药材的一种。他在白沙县看到堆放着一屋子一屋子的花梨木树桩和树根，就以每斤0.3元左右的价格收购了140吨，然后以每斤1.6元转卖给药材公司。当时，6个合作者每人分得1万多元，成为令人羡慕不已的“万元户”。
如今这笔生意让他追悔莫及。在海口时代咖啡厅的一间包厢里，王英权痛心疾首地说：“当初如果留着不卖，我现在就是亿万富翁了！”价格翻了1万多倍，当时的“万元户”乘以1万倍，不就是一个“亿万富翁”嘛！
王英权回忆说，当时花梨木并不值钱。海南刚建省，房地产异军突起，要赚大钱的人都去倒卖钢材。当时，他们运回一车车花梨木，就倾倒在村委会的小广场上，日晒雨淋，也没人来偷一根，“过路人连眼都不眨一下”。不少村民买了几百斤放在家里，2005年后价格暴涨到每斤千元以上，他们甩手一卖就是数十万元收入，拥有千斤以上的大户也就变成百万富翁了。“你看村里那些新修的三四层洋房，大多数是卖花梨木赚来的钱堆起来的。”王英权说。
占符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胜高告诉记者，占符村的“一号人物”，是支部书记王明善的弟弟王明真，据说赚了近4000万，在大连有花梨木家具厂，在北京有展销点，最近又在海口办了一个分厂，还买了一套带庭院的600多平方米的套房。
不久前，一家媒体的记者曾探访王明真在海口的新住所，且看她的叙述——
“你已进入私人住所，请立即离开……”还没走进王明真位于海口某小区的家门，我就被房门上方雷达警报器发出的严厉警示吓了一大跳，紧接着警铃大作，令人心慌，偏偏先进门的王明真一时间找不到遥控器，我就在此起彼伏的警报和警铃声中战战兢兢地进了门，心中很有些走入禁地的犹豫。
然而扑鼻而来的沁人辛香和满眼望见的各式黄花梨家具，让我的所有迟疑一扫而光：迎面伫立的一个两米多高的黄花梨根雕颜色暗黄，浑然天成，通体发亮。小到摆件雕塑和官皮箱，大到圈椅罗汉床，连烟灰缸都是用一整块黄花梨料雕成……如果你了解今天海南黄花梨家具的市场交易价格，你一定和我一样在心中惊叹：“这也太太太……奢侈了！”这一屋子黄花梨家具和工艺品按时价怎么也值上千万元人民币，难怪王明真要花上五千大元安装雷达警报器了，警报器连接到他的手机，即使出门在外，也能随时掌控。
阳光灿烂的午后，记者站在占符村王明真六兄弟老家的院子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排气派的二层洋楼，王家兄弟的房子连成一体，白色瓷砖，蓝色玻璃，屋顶上安着卫星电视接收器，院子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庭院铺着草皮和平整的石板(旧时海南农村只有地主的庭院才铺石板)，草皮中间，栽着几棵直径10厘米以上的花梨树。这个庭院，每一处似乎都在显示主人的富足。
10月7日下午，记者在海口采访收藏家张志扬时，巧遇王明真，与他共进“工作晚餐”。
王明真说，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6个男的，他排行第五。童年在王明真的记忆里是酸楚的，“每天煮一大锅干木薯饭，只放两把米，从早吃到晚”。
王明真从小聪明过人，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班长，初一时看到家里贫困就无心读书了，开始跟着二哥王明善做生意。1990年他开始做花梨木生意，慢慢形成了上百人的“眼线”，这张复杂而紧密的网络，使得从海口周边到偏远村落，很难有好料逃得过他的手心。
几年前，白手起家的王明真“供小孩读书还吃力”，如今手戴劳力士手表，开着越野车，虽然否认自己有4000万身家，但无疑是花梨木生意场上有头有脸的风云人物了。王明真说，他不满足于做一名花梨木商人，正在向一名花梨木“玩家”转变，有些好料他已经舍不得卖了，而是找好工匠打造明式家具，留着自己用。
占符凭什么？
占符人富了，但并不招摇。一个重要原因是，花梨木是濒危物种，被国家列为二级保护植物，海南省林业部门一直严厉打击花梨木交易行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占符为什么依然风生水起？村委会委员符征君介绍的答案是：心齐。
符征君说，不久前他去海南西部的东方市八所镇买花梨树，被人举报到林业部门，一旦被抓就要付出数万元罚款。为此，他想出计谋，让树主在屋前挖一个坑，“林业部门来查时就说是移植花梨木，而不是要卖给我”。然后，他又付了3000元“买路钱”，终于把那株花梨木运回了占符村。
而在占符村，“许多老板来我们这里买花梨木，生意总是顺顺利利，从未发生过举报事件。”符征君说，占符村凭的就是这个优势。
不难看出，老板们把交易风险前置了，让占符人去承担“违法交易”的风险，而占符则以“不举报”作为核心竞争力，村民们与前来收购的老板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符征君说，“不举报”是村委会的集体决策，而且要求全体村民遵守，“你一举报，人家不敢来我们村了，花梨木生意不就砸了吗？”
这种“违法交易”的风险有多大？大到拘留、蹲监牢！占符村一位做花梨木生意赚了500万元的“暴发户”说了一段亲身经历。他到昌江县石碌镇花1500元“挖2个死树桩”，不料有人举报，被林业公安逮了个正着，马上遭到拘留。记者还听说去年龙泉镇上一位“花梨木老板”在海口市遵谭镇砍了一棵花梨树，因有人举报，在家门口卸货时被林业公安人员逮住，被判刑坐牢。他身陷囹圄的这一年，花梨木价格一路飙升，与财富失之交臂。
符征君对林业部门的严管姿态表示担忧，他说，一来没能真正止住老百姓砍伐花梨树，二来又影响了老百姓种植花梨树的积极性，“其实，越开放人们种植积极性越高，再过几年花梨树会更多”，符征君说，开放花梨木交易，还能有效遏制“买路费”这种腐败行为。
的确，在占符村，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能看到花梨树，有的是育苗种植(近几年已种下数万棵)，有的是从山坡地里把野生树挖回来种植(否则会被偷砍)。“贵比黄金”的花梨木市场价大大刺激了村民的种植热情，村里的大户人家根本不满足于种植小树苗和移植自家坡地里的野生树，他们花钱从全岛各处买直径10厘米以上的原树回来种植，今年符征君就投入10万元种植“大花梨树”。这轮种植热潮使得人们再也不担心花梨树会绝迹。
“发动群众大规模种植花梨树，全岛我是第一个。”村党支部书记王明善很是自豪。王明善1993年起当支部书记，那时占符村的花梨木生意已渐成气候，他让五弟王明真接手花梨木生意，自己则带领村民开发村后的昌赛山，开山辟路，筚路蓝缕，种植了近千亩荔枝、杨桃等果树，使荒山变成果园。2003年，他看到花梨木市场管理日趋严格，就让村民试验种植花梨木，育苗40万棵。时任海口市委书记的王富玉到占符村参观，鼓励村民种植花梨树。2005年，王明善成为“全国劳模”。目前，他正在申报成立“花梨木联合社”，联合临近的国扬村打造“万亩花梨树基地”。
“对于物种的保存和延续，现在有两个好的迹象：一是当地农民将野生黄花梨搬回家种，保存了海南黄花梨的种子树；二是价格高了以后，人工繁殖种植黄花梨的热潮已经出现。有了这两个方向，海南的黄花梨不会灭种。”海南省林业局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中心主任王春东告诉记者。
占符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胜高今年39岁，他新盖的平房就坐落在小学后面，2米多高的围墙和油漆一新的铁门圈起了一个私家庭院，里面栽种着近百棵大小不一的花梨树，投资近70万元，“满院子都是钱”。
王胜高原来开槟榔加工作坊，2001年，他感觉花梨木价格会走高，就做起花梨木生意。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他除了贩卖花梨木，还买了6棵直径20多厘米以上花梨树回家种，因技术不过关，只成活了2棵，后来一棵又被偷，就剩下一棵。当时这棵树买来不过7000元，现在已经有人出价30万元，几年时间涨价40多倍。
花梨木价格暴涨，王胜高成了百万富翁，他基本上把钱全部投资种植花梨树，新盖的房子连装修都免了。王胜高指着院子里一棵直径约25厘米的花梨树对记者说：“2年前买来才1.2万元，现在至少值10万元，升值8倍多，还有哪个投资有这么高的回报？”如今，王胜高的院子已经成了一处“风景名胜”，三天两头就有老板过来看树，不过，王胜高一棵不卖，他计划10年后再出手。照目前的市场价格，10年后王胜高院子里的花梨树价值将超过1000万元。即使在王胜高眼里，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何处觅花梨？
在海南，几乎所有的野生花梨正被移往城镇种植，由“农业户口”变为“非农户口”。
记者在龙泉镇上看到了被时时提及的“花梨街”。这是一条七八米宽的小街，原名为“西街”，长不过500米，每家每户门口都种着几棵花梨，整条街一共种了近200棵，树叶把街道遮个严严实实，“夏天乘凉很舒服呢”。这些直径10-20厘米的野生花梨木，基本都有两三层楼高，如此体量在海南岛已十分少见，为防小偷，树主修起了水泥护栏，并在树干上绑上荆棘条，全副武装，凛然不可侵犯。
居民介绍说，这些花梨基本上是两三年前移植的，来自海南岛各个角落，一部分是居民花钱从原主人那里买来的，另一部分则是从不法分子处购得的。
“现在偷花梨树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有人专门考察哪里有货源，然后出钱请人去偷。小偷非常聪明，先用电钻钻一下，看看是否有‘格’(花梨树树干中心最珍贵的材质)，如果没有‘格’，他们就不偷了。”“花梨街”的居民一刻不敢松懈，入夜之后轮流看守。
保护树木到如此地步，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但此地流传的种种花梨窃案，让人觉得再怎么当心都毫不过分：附近一个村庄，公路边有一棵大花梨树，主人家好几位兄弟轮流看守，却在刮台风那天被冒雨作业的小偷顺走了。另一个村庄，大年三十傍晚，小偷买来长长的鞭炮，在鞭炮声的掩护中用电锯偷割村旁一棵花梨树。没想到派出所巡防员刚好在此巡视，“大年三十怎么还会有人砍树？”大喝一声，小偷逃之夭夭。
花梨木种植30年后可以结“格”，但要真正成材，至少需要50年，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龙泉镇上一位开四轮拖拉机运货的居民说：“种树是造福子孙后代，如果现在谁家不种花梨，二三十年后，会遭子孙们骂的。”
“老百姓种树的积极性很高。”海南省林业局营林科技处调研员黄国兴告诉记者，他们林科所和下属的苗圃都在为农民育苗。在三亚，政府牵头花钱买花梨木树苗送给市民种植。
然而，民间种植花梨木的行为，却仍在灰色地带。国家林业局《关于实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规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采集或砍伐，都要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海南花梨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即使是集体、个人自种，在采集种子、采伐木材时，也要报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也就是说，按有关保护法规，居民育苗的种子来源是违法的。
龙泉镇的老百姓并不理会这些条条框框，他们看到未来有利可图，就争先恐后地上路了。人们追逐利益的同时，花梨树正处处扎根。
“现在比较遗憾的是野生花梨没有了。”海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王春东看到老百姓热衷种植花梨树，心里喜忧参半。他有一个梦想：“以后要找机会把人工花梨野放回去，就像放熊猫、放老虎一样。动物也好，植物也好，野生受到破坏以后，种群会有问题。
发生在最近20年里的中国财富故事，总是充满传奇色彩，推出一批传奇人物。股市、楼市、古董及艺术品是三大获利丰厚的投资渠道，而其中的古典家具收藏则更具神秘性，因为它的头顶，始终被一道光所笼罩。
撰稿／沈嘉禄(记者)
黄花梨家具蒙尘时期
马未都，中国收藏界的传奇人物，在北京人嘴里，他是一个“爷”，老外也乐意跟着叫他“爷”。
在通往北京机场的路上，两边高高的杨树梢头点缀着数不清的鸟巢，若是黄昏时分，老鸦就开始呱呱地叫，在灰色天幕的衬托下呈现出一种北方城市的苍凉感。那里有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798创意园区，马未都的博物馆就设在一座大院里。楼梯口有一件雕塑颇让主人得意，那就是陈逸飞创作的大型雕塑《少女》——一个女孩昂首提着一个鸟笼。陈逸飞一共做了两件，另一件送到了法国巴黎。
还让这位爷得意的是，在二楼展厅里陈列着七八十件黄花梨家具。拿行话来说，“件件开门，生辣，典型器。”
马未都曾是一名文学青年，写过小说，在《青年文学》当过编辑。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明清瓷器为切入口，以独行侠的姿态在收藏界飞檐走壁。那时候他在文物商店里用兑换券购买官窑瓷器，十元钱就能买到一只清三代的碗，“随便挑”，他对记者说，“大老远赶来的农民，抱着老瓷器卖给文物商店，天一亮就排起长队，文物商店只能限量收购。”
掘到第一桶金后，马未都开始将目光瞄准古典家具。“收藏家具有一个麻烦，特费地，需要场地搁它。那时候大家都住不宽敞，家具抱回来得有地方供它。我也没想到租个仓库存着，当时没那个概念，更没想到日后要建个博物馆，所以一开始收家具不很多。纯粹是为了实用，我结婚那会家里全是老家具。既可用，又可欣赏，这是收藏家具的好处。”
听起来似乎是歪打正着，马未都又走到人家前头去了。其实他是长心眼的，那会儿小青年好不容易在单位里分到一间房供结婚用，房子小，只能买塑料贴面的组合式家具，贴满一堵墙就相当牛啦。家里传下来的老家具，那些个破破烂烂的玩意儿，趁早扔，省得见了烦心。老辈了人舍不得扔，拆碎后扎成一捆往床底下一塞。“那时候根本没人认识老家具的材质，就连许多文化人也光知道红木，不知道黄花梨。旧货店里有啊，堆得小山样高，你眼光好，就钻进满是灰尘的仓库里去挑吧。店里的老师傅也不一定搞得清，统称硬木家具，几十元一件。”他说。
北京另一个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德祥也是在这个时候起步的，经常趁假期蹬自行车往京郊农民家里钻，天不亮就蹲在农民家门口，有时还会吃住在农民家里，磨蹭啊，花几十元钱将看中的黄花梨家具抱走。当时大家都不富裕，五元十元要计较好长时间。
更早涉足收藏圈的“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在50年代就注意到黄花梨家具了，瞅准了就买一件。从来不超过50元的，因为他当时的工资也就这个数。
上海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是古典家具研究专家，他认为如果将讨论的时间界定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话，那么上海人是最早发现黄花梨家具价值的。
吴少华说，明代黄花梨家具的作坊主要集中在苏州和松江两地，今天玩古典家具的人还对苏作家具赞不绝口。松江则是明清两代经济发达、交通南北的城市，也是漕运的枢纽，管辖着上海这个县，要不董其昌怎么会在那里生活呢。黄花梨家具做好后，首先往北京运，供皇上和大臣用，富商人家趁机截留几件，有钱的文人——比如董其昌之流也用。因为有文化人直接参与设计，明式家具中以书房家具最为珍贵，艺术价值最高。
到了清代，黄花梨原材少了，好在此时中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可供选择的家具材料丰富了，以皇帝为首的高消费群体将目光瞄着了紫檀。紫檀有韧劲，比黄花梨更便于雕刻，甚至可以透雕。在上海博物馆家具馆里可以看到，最早由王世襄和陈梦家收藏的几十件明代黄花梨家具以素面或浅浮雕居多，充满典雅的书卷气。而清代的紫檀家具满工满料，极尽奢华，将中国的龙凤图腾演绎到极致，不厌其烦地传递着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官僚阶层的审美趣味。进入民国后，一批逊清官僚来到上海做寓公，他们将京城的家具带到上海，这是上海黄花梨家具的又一个来源。
“改革开放之初，黄花梨家具在上海是没有市场的，旧货鬼都不要这种家具，称之为‘黄胖红木’，上海人只认老红木的，以家中有一堂硬扎的、可以传代的老红木家具为荣。黄花梨家具在很长时间里卖不过红木家具。另一方面，黄花梨家具是国家禁止出口的，流通性差，这也影响了它的价值提升。”吴少华还补充一句，“当时我在上海郊区南汇一带农民家里就看到不少黄花梨家具，他们是堆在灶头间里的，布满污垢，在上面斩肉切菜的都有，农民不当它一回事。”
老外发现了黄花梨家具的价值
其实，早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清两朝更迭，大量硬木家具从宫廷王府流入民间。在华活动的西方传教士看到典雅精美的中国古典家具后，惊为天工，大量购买后运回欧洲，这是中国古典家具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欧洲。
当时有个英国家具设计师齐彭铁尔，以明式家具为蓝本为英国皇室打造了一套宫廷家具，曾轰动整个欧洲。从那时起，中国明式家具与从14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一样，在国际市场有了高尚的地位。
鸦片战争中，老大帝国封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火炮轰开，欧洲商人在对华贸易时又一次将明清家具列入他们的购货单。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外国商人趁机在中国乡村城镇大量收购明清硬木家具，有些外国商人干脆就在中国本土经营开店，转手倒卖发大财，最著名的就有美国的杜乐文兄弟。德国人艾克曾编过一本《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虽然谬误百出，但毕竟是外国人收藏中国明清家具的初级读本，诱使外国收藏家再次挖掘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经济价值。书中收录的100多件古典家具后来都流往海外。北京琉璃厂的一位古玩商人赵汝珍在他的《古玩指南》里写道：“欧美人士之重视紫檀，较吾国尤甚，以为紫檀绝无大料，仅可为小巧器物。拿破仑墓前，有五寸长紫檀棺椁模型，参观者无不惊慕。及至西洋人来北京后，见有种种大式器物，始知紫檀之精华尽聚于北京，遂多方收买运送回国。现在欧美之紫檀器物，缘由北京运去者。”
这个情况跟老外考证中国元青花瓷器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
由于外国人对中国明清家具的需求，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旧货商人逐利而动，开始收购硬木家具。同时，有眼光的中国收藏家和文化人士也在保护性地搜求它们。朱家溍的父亲朱翼庵先生就是这个领域中先知先觉者的代表。建国后的1954年和1976年，朱家溍先生遵照其父的遗嘱分别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德避暑山庄、浙江省博物馆的明清家具就达70余件之多。其后，王世襄通过收藏古典家具，悉心考察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在古典家具研究领域享有一言九鼎地位的权威，他收藏的70余件黄花梨家具最终由一港商以“十分之一的价格”(王世襄语)购得，条件是捐给上海博物馆永久陈列，从而构成了古典家具馆的底子。
建国初期，还有大量硬木家具通过各种渠道流失到国外。鉴于此种情况，在王世襄等专家的建议下，政府有关部门就明文规定紫檀、黄花梨、鸡翅、铁力、乌木等5种名贵材料做的家具不准出境。现在，这个法规还是有效的。
但即使是劫后余生的老家具，经过建国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住房的重新分配，使不少原先的富贵人家不得不蜗居一隅，笨重而占地很大的老家具不适应这种变革了的生活窘况，流散情况严重。所以，硬木家具的收藏研究就有了不可避免的遗憾和局限性。70年代后期，随着民间收藏热的勃兴，古典家具才慢慢地进入了有文化意识的少数收藏家视野。
疯狂开始了
80年代中期，国门大开，港台地区和欧美等地的华人、老外争相购藏中国明清家具的信息传到国内，不少人抢得先机，一头扎进这个行业淘金，老家具开始大规模外流。沿海城市的旧货商人也赶到北京、天津等地收购老家具，“你知道大城吗？这里历来出太监，太监家里就有好多黄花梨家具，世世代代使用并保存着。”吴少华说，“这些旧货商人收了黄花梨家具后就空运到广州、深圳，然后悄悄地出境，香港、台湾地区成了黄花梨家具的主要出路。”
后来，天津沈阳道文物市场成了古典家具的“大本营”，天津周边的几个县城也受到辐射而成了老家具的集散地，那里的农民扔下锄头，成了老家具买卖专业户。山东、山西、陕西和东北三省的一些老家具商人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将老家具贩到境外。这种狂热的现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八五狂潮”。
后来，海关被惊动了，但他们在关前拦下的老家具又常常是新仿的。
“八五狂潮”在老家具收藏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积极的一面就是提升了中国明清家具的价值。首先是中国的文化人重新发现了明清家具的美学价值，并试图重新解读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北京有马未都、田家青、张德祥等一小批文化人以有限的资金涉足这方面的收藏，初获成功，并成为古典家具的收藏家。
在上海，黄花梨家具的价值发现还有一段插曲。80年代初，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陆谷苇到苏州东山采访，意外地在农民家里看到不少明代遗存至今的黄花梨家具。众所周知，明清两朝，苏州是出状元秀才最多的地区，也是江南最富庶的鱼米之乡、商业重镇、文化名邑，又是苏作家具的大本营，黄花梨家具大面积地出现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些家具没有引起重视和有效保护。于是陆谷苇回来后写了一份内参，引起了江苏省文物局的重视，派了专家去考察，挑了一些珍品收购。上海的旧货商人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赶到那里，将文物局挑剩的一扫而光。
“所以说，上海的旧货商人反应是最早的。”吴少华还提到一个情况，“上海闹甲肝的1988年，一些旧货商人跑到北京避风头，在潘家园等古玩市场里看到有人拉着大板车卖老家具，里面居然夹杂了黄花梨家具，卖旧货的人自己也不识，他们就跟踪大板车的来龙去脉，终于发现了这些家具的源头是在天津周边的几个县，于是他们收购了黄花梨家具再销往港台，结结实实地发了一笔。
1994年，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上海收藏协会前身)假座三山会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古典家具展，明代黄花梨家具以艺术收藏品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个展览取得了轰动效应，黄花梨的价值得到了重估，“许多跑筒子(旧货商人)的人都成了我们联谊会的成员，后来他们集中在吴中路、虹桥路一带专做老家具生意，发了。有一个老板借了虹桥路上荣毅仁家族的一幢别墅，做成上海规模最大的老家具大卖场。”吴少华说。
在持续至今的中国老家具热中，有一部堪称经典的著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就是王世襄编著的、由香港三联书店于1985年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古典家具的大型图书。此书一经问世，黄花梨家具价格猛然飙升，流散加速，连王世襄本人都后悔得连连跺脚。
1996年秋，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在美国纽约总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会，这也是有史以来国际拍卖公司第一次举办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会，世界各地收藏家300余人亲临现场，其中有几十位来自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华人。经过两小时的激烈竞争，107件拍品全部成交，拍品成交价四次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有的竞超过估价的十倍。拍品中价位最高的是一件清代黄花梨大座屏，以100万美元被美国一家博物馆购藏，加上佣金，相当于1000万元人民币。这次成功的拍卖无可争议地标志着中国古典家具已经跻身于世界级重要拍卖品行列。
总体上看，海内外拍卖行和古玩市场是遥相呼应的，佳士得、苏富比两大拍卖行几乎每年有古典家具的拍卖专场，黄花梨家具行情一路看涨。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最近20年里，黄花梨、紫檀、乌木、铁力、鸡翅等硬木家具的价格至少升了50至100倍，其中以黄花梨的涨幅最为惊人。北京的张德祥说：“70年代末，天津古玩市场上的黄花梨圈椅，论斤卖，跑旧货的人还不肯收。弯料不好出东西，他买去是改装成新家具的。红木太师椅、官帽椅倒相当走俏，但也论斤，60元一对。后来，大概是80年代初，北京市场上，京郊老乡送上来的黄花梨圈椅才卖600元一对。到了1986年，涨了，6000元一对，10倍吧。再过四五年，涨了10倍，要你6万了，又是10倍。”
现在呢？马未都认为又涨了10倍。吴少华有个全面的评估：黄花梨家具在20年里涨了200倍，有些精品级书房家具涨幅达到2000倍以上，上百万一对的官帽椅不算稀奇。
黄花梨家具还会涨吗？
回答是肯定的。但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作为文物或古董的明代或明式黄花梨家具，是稀缺资源，是记录着珍贵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不可再生的，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不断地流失，国内遗存的其实并不多。
“还因为它的流通性差，很多人收进后就不再拿出来了，自己享用，显摆着，捂着。这跟瓷器、字画等古董不一样。”马未都对记者说，“而且奇怪的是，大多数是私下交易，国内拍卖会上偶尔也会露脸，但价格反而要低一些，东西也可能差一些。”
吴少华认同这个看法，他说：“上海的一些玩黄花梨家具的老板都是自己玩，不再转手了。他们摆在别墅里当作成功的标志。还有在上海工作、生活的老外，也在不惜一切代价在收罗。”
其次，新材料仿制的黄花梨的价值如何认定。记者早在1999年就注意到，嘉德拍卖公司首次推出了由家具收藏家田家青设计并监制的6件黄花梨明式家具，结果全部成交，一件黄花梨木八足劈料大禅墩，估价为1至2万元，最后以3.3万元成交。价位最高的是紫檀圈椅一对，成交价为13.2万元，已经接近当年市场上老家具的价格。
“这是不是可以说，新黄花梨家具也是有收藏价值的呢？”记者问马未都，他回答，“由老师傅以纯手工打造的，而且型制对路的，当然有价值，但只是工艺价值或者材料价值。老的黄花梨家具主要靠文化价值来支撑的，它的真实性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前提。你可以借助高科技复制一个维纳斯，但永远替代不了真的雕像。”
吴少华则从材质上来分析，他认为老黄花梨与现在市场上炒作的新黄花梨还是有区别的。现在的黄花梨密度不如老料，这就跟大叶紫檀与小叶紫檀的区别一样。明代的黄花梨产地是广东、广西。
不过，内业人士对记者说，黄花梨家具的新旧，不是一般人能看出来的，这给黄花梨家具的收藏提供了机会和挑战。在利益驱动下，赝品肯定层出不穷，加之材质本身的价值，所以黄花梨家具的上升空间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