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激进与渐进之辩
　　中国传统农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即使是在新中国的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在在总体上依然呈现出典型的过密化特征，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才逐步进入农业劳动力释放和反过密化阶段，中国农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契机。然而，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的讨论长期局限于农业经济学范畴，或者说，农业现代化问题被简化成为了一个仅仅关于农业的问题。实际上，农业现代化问题的重心在于中国现代化而非农业的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语境中来思考农业现代化问题，农业现代化问题的中心在于农村而非农业。
　　于是，农业现代化问题首先应该转化为一个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的问题，这便是为人所熟知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实际上也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出发，但其问题在于：一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缺乏正确认知，没有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进而也无法认识到，原先具有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国家基于特定历史条件和发展战略目标的主动选择，而且在确保中国现代化建设起步乃至腾飞过程中的重大功能；二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整体转型缺乏准确的质性判断，进而没有认识到，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限制了城市剩余资本向农村的蔓延，控制了农村社会的整体风险，而且有利于9亿农民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在城乡之间自由往返，并以此来维系家庭以及家庭再生产。
　　与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相反的是，农业现代化的小农经济理论认为，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保护性，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要以此为基础。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单纯的农业，而更在于农村。就当前农村的形势而言，农村社会普遍性出现了前述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中国式小农经济，这不仅是9亿农民的家计模式，同时也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模式。由此，农业现代化问题便可以具体指涉为小农经济命题。
　　当前小农经济直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分田到户，在农地高度零碎化的前提下，农业税费时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践基本上较好地解决了亿万小农的农业生产问题。但是，随着离农人口的不断增多，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开始转变为人地分离与土地利用适度集中化之间的张力。实际上，对农业生产主要矛盾的判断来源于对小农经济本身的自信。农业原本具有弱质性，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善无法在实质上解决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益问题，也就是说，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或者说大规模的粮食种植不可能获得显着的经济收益，反而会带来巨额的亏损和无法规避的市场风险。抛开经济作物种植不谈，小农经济显然构成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认为，乡村是落后的，农业现代化需要通过城乡一体化来实现；同时，城乡一体化也需要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两者相辅相成。事实上，在乡村人财物大量外流的背景下，中国实现了粮食生产的连年增加，如果对比自耕农种植和经营农种植的收益，就会发现，恰好是小农经济构成了中国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础。中国式小农经济能够解决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问题，而且能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同时还能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超稳定的社会形态结构，进而破解了破解了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出的“发展的不稳定”的预言。
　　当前流行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显然误判了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业、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业生产规模效益等几对基本关系。这不仅无助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且还会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建设造成令人担忧的后果。简言之，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不仅未能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真实问题，反倒使得真实的农业发展问题的解决面临更大困境。“小农经济”理论坚信，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必然是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之路，农业现代化与小农经济不应该相互排斥，农业现代化并非是当下的激进，而应该是在秉持小农立场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农业生产领域基本规律的有效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