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村劳动力进城
　　农村劳动力进城带动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这是中西部地区较为突出的现象，举世无双。其中大致经历了两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次是1950年代，但迫于1960年代的经济危机、城镇人口集中性下乡而被迫终止，至今提起，不寒而栗。再一次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长盛不衰，现仍处于持续发展时期。
　　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途径。以改革开放为时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途径，至少有以下8种途径：一是国家行政事业和城镇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从农村招收固定工，直至城镇国营事业单位全面改革。二是农村户口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进城，固定就业，直至1997年取消大中专毕业生统一分配。三是农村入伍的军官或士官转业后进入城镇就业。四是国营农林场所的原住民和新增就业人员，就地成为城镇人口。五是购买乡镇企业干部编制和城镇户籍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多数成为固定职工。六是城镇征用农村土地，土地上的部分劳动力，按协议，通过“劳动力陪嫁”进城，固定就业，后已终止。七是城镇各种企事业单向农村招聘非固定员工。八是农村劳力进城自办产业和务工，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 此外，还有寄宿在城镇学校的已进入劳动年龄的大中专学生，成为进城劳动力的后备军。2011年，全国在学研究生164．6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2308．5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2196．6万人，普通高中在校生2454．8万人，初中在校生5066．8万人。其中属于农村户籍的约占一半，他们绝大多数将学成而进城就业，并成为农村劳动力进城的主体。
　　农村进城劳动力的就业经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选择的频率和流动路线，大体有四种：一是农村——城市，主要是长三角、珠三角的新兴城市，其中一部分人“一地定终身”，变换就业处所而不变换城市。二是农村——大城市（珠三角、长三角）——回流家乡就近的中小城市。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腾笼换鸟”，产业向内地中小城市转移，包括加工业和连锁、专卖等流通终端企业向内地县级城市延伸，带动部分就业人员回流和农村新增劳动力就近进城就业。三是农村——大城市（珠三角、长三角）——回流家乡就近的城镇（集镇）——再折回当地的中小城市甚或大中城市。这种迂回表明，农民工回流的终点，一般止于县城。四是镇（集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呈纵向向上的流动。
　　农村劳动力进城的趋势。农村存量劳动年龄人口向城镇流动的高潮，大约在2005年前后即已接近尾声，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其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由职业农民进城就业，转变为农村青年学生进城就业。今后的城乡劳动力流动，除由农村进城外，将增加城镇之间的流动，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出发地，逐步由农村转向县域小城镇，流动的理想归宿地，仍然是就业可靠、宜于居住的大中城市或城市群。前几年逃离北上广的就业者中的一部分，不久又重回北上广。一些小型加工企业和连锁、专卖等流通终端企业，几年前直奔乡一级城镇，但开张即竭业，无奈折回县以上城镇。一些县域小城市，如果没有新兴产业的持续支撑、矿山的持续开发、城乡社会福利的快速并轨、或大中城市行政藩篱的阻隔，进入县域小城市的人口将趋于稳定甚或下降，其进城人口的结构也将由就业为主向着就学、养老、临时过渡等方面转变，小城镇由纯就业的场所向着为农业生产、生活服务场所的方向发展。有的农区县城，人口来源和结构：一是所谓的官僚阶层，即由财政供养的行政事业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这些人口中，一部分虽还在乡下工作，但基本上已安家县城，工作“走读”，其中一少部分已经进入就近的中等城市。二是进城的中小学生及其陪读。从长远来看，县域内高中的全部、初中的一半以上、小学的三分之一左右及其相当一部分陪读人员进入县城。三是为上述这些人服务的就业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四是为附近农村生产、生活服务的就业人员。五是部分工业企业就业人员及其部分家庭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