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星期的概念，只有日期的概念，我的日程里不存在周末。”江平目光敏锐，思路清晰，语气里却难掩些许疲惫。

　　他穿着正统的西装，脚下却是一双旅游鞋，“为了走路能舒服一些，太累了。”他解释说。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前，江平刚送走一拨客人，“虽然累，但凡是和电影相关的事情，我还是很乐意聊一聊的。”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一级导演江平。

　　我是剧务

　　江平：我不抽烟，喝咖啡、茶对我来说都提不了神，失去作用了，我站着就可以睡着。

　　记者：但看您精神状态很好，您是如何保持的？

　　江平：其实还是因为电影。跟电影无关的事情，我就一点兴趣没有。比如说炒股，旅游什么的，我都不感兴趣，对金钱也没有概念，觉得够吃够喝就行。

　　记者：您如何定位自己：江局，江导，江总？

　　江平：剧务。比如说，拍一场戏，升降机要抬到河对岸去，要过河，大家都在抬机器，慢慢腾腾的，你就得把衣服一脱，袖子一挽，不管是冰水还是脏水，你就得光着脚第一个下水，别人就会跟着你走，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导演，你是剧务。比如安排剧组伙食，剧组人的伙食费是每顿7块钱，但在我的精打细算下，我们把7元的价格吃出了16元的水准，因为盒饭不是买来的，是摄制组做的。拍戏时的各种细节我都会考虑周详，细节决定成败，性格决定命运，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帮人做事的人。

　　记者：您从16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25岁的时候就拍出了颇受好评的电视剧《莲花庵》，现在又是中影公司的总经理，为什么仅仅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剧务？

　　江平：管电影的人就应该是个剧务，为剧而服务的人。你坐在电影界领导的岗位上，就得为大家服务，要对得起这个职务，要做事。常有人会这样骂：某某人做了官当了老爷。我不能当老爷，就得当剧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像我这种有个性的人，又做演员、导演、主持人的，你要是不去为别人服务，那要你坐这儿干吗？做官的人有的是啊！

　　记者：听说您非常厌恶那些“装”领导的人。

　　江平：为什么有的干部遭人恨，没有威信，被人说“装”，就是因为太看重自己了，总是在心里强调自己的处、局职务，自然架子就摆了出来。我在任何时候拍戏，不管是上山还是下乡，手上没有空着，总要帮摄制组抱上几卷电线，扛上两个三角架，哪怕支一个灯架，各种活，我都爱干。如果你不装，你跟群众一样，群众不就喜欢你了嘛。

　　江平导演。

　　电影民工

　　记者：您对电影创作是怀有使命感的，总说电影创作就是在盖一栋精神的大楼。您如何诠释“精神的大楼”？

　　江平：世界上有两种人是一天吃三顿盒饭的，一种是盖楼的民工，一种是拍电影的人，找不出第三种人。所以说，我们也是民工。

　　记者：是电影民工？

　　江平：我们是人民的工人。他们造的是物质大楼，我们造的是精神大楼。如果我们造的这个楼本身根基不稳或者烂尾，或者华而不实，那谁来住呢？一个道理，你不制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电影，那谁来看呢？就好比因为大楼外表的富丽堂皇把人吸引进去后，但马上发现败絮其中，进电影院，听名字很好，看的时候也哈哈乱笑一阵，但从电影院出来以后，人们会一通乱骂。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电影目前在什么水准？

　　江平：这些年咱们中国电影的水准真的提高了。以前我们总说咱们是一个数量大国，除了美国，数量和印度不相上下。但我们现在早就不满足数量的问题了，数量可以低一些，对质量的要求更高。如何从数量向质量提升，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记者：您看剧本为什么一般都安排在午夜以后？

　　江平：凌晨以后看剧本，如果10分钟后我感到累了，困了，这多半就不是部好作品。人困马乏的时候能让你眼前一亮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但是，有人会对此有疑问，这种方法会不会淹没一些好作品，可能有的作品开头不行，慢慢才渐入佳境，其实，仅从好莱坞技术创作法则而言，真正好的作品，前三分钟不吸引人，观众怎么看的下去？比如大家看中央六台的电影时，如果前三分钟不吸引人，就会拿起摇控器换频道了，这是一个道理。

　　心系老艺术家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都会提及您的家乡南通，语气里颇为骄傲和自豪。

　　江平：南通是中国现代史上开埠较早的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在中国电影百年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世纪30年代以来，继赵丹为代表的一代电影大师之后，先后有近百位南通籍电影工作者涉足导演、编剧、表演等影视创作的各个领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艺术群落和专业谱系。这些人里，除了赵丹，还有罗及之，丁正铎，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曹灿，陆天明陆川父子，陈国星，戚健，梁天，江珊，黄磊，保剑锋，马伊俐等等。

　　记者：听您说起这些电影人，也就是您的同行来，您真是如数家珍。其中，您最尊崇的应该是赵丹吧？您说过“赵丹老师是我此生最崇拜的电影前辈”，认为他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

　　江平：的确如此。赵丹老师生性活泼，聪颖，敏捷，智慧，在中外电影界都非常有影响力。从小他的故事就在我们心中流传。赵丹老师本人给我讲过一些他的故事，还有钱千里老师、朱今明老师、赵丹老师的晚辈都跟我讲过一些，我心中就形成了一个自强不息、想往革命、酷爱艺术、痴心不改的人物形象，这也是激励着我一直从事电影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么多年，我们宣传赵丹太少。可是在国际电影界，对赵丹的崇拜那是很难想象。跟很多外国电影人聊天时，他们都会说到，受赵丹电影的影响很大。赵丹曾经代表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永远不会过时。

　　记者：听说您非常敬重老艺术家，经常会用自己的稿费给老艺术家们发些福利。

　　江平：我喜欢当主持人，有时候还会帮忙串戏、写稿，会有些稿费。宋江波导演有部电影叫《大格局》，当时他请了一个演员去演，对方开价一天20万，宋导说算了吧，请不起，就找我帮忙。我帮着串了几天戏，大冬天拍夏天的戏，穿的很少，冷的要命，但拿到了一万元的酬金，我还是非常高兴。这一万块，除了该交的税，剩下的钱，过年过节什么的，买上三、四十份芝麻酱、香油送给老艺术家们，大家都很开心。

　　江平导演。

　　回归表演的纯净

　　记者：您非常注重电影的传承，在时时关注老艺术家的喜怒哀乐和各种需求外，也会严格要求青年演员。您在一些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指出过，目前很多演员不会演戏。

　　江平：有些当红演员是靠关系而不是靠演技在银幕上“张牙舞爪”，我都会不留情面地说出来。

　　艺术院校本来应该学四年，他可能学了一年半就出去演戏了，表演功夫不到家，就靠炒作些绯闻，到了现场跟木头似的。老艺术家让他多演两次找找感觉，他还嫌老艺术家多事。这样的人，只要给我撞上了，一顿臭骂。

　　我曾经在现场骂一个非常走红的女演员，她以为还没轮到拍她的戏份呢，就呆在车上不下来。但我觉得那天老同志多，有一些对手戏，她应该先过来对对戏。我就指着她说，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出现场，不然整个剧马上换人。结果，她就乖乖地从车上下来了。

　　也有年轻的男演员，参加公益活动，到了活动现场楼下，经纪人却提出不给多少多少钱，就不上楼。我一听火了，直接拍车窗让经纪人打开车门，经纪人用胳膊拦住我说，某某某还睡着呢，我一下子把他掀开说，要么滚，要么上楼，别在这儿装大爷。

　　记者：您这么做不怕得罪人吗？

　　江平：不会的，骂完之后第二天第三天，经纪人就到我办公室来了，特别谦和地道歉，说老师我错了。你把他当自己孩子的时候，当兄弟的时候，当姐妹的时候，他心里会明白，你骂他是为了帮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就不会跟你对立。

　　记者：除了骂醒他们，还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人省悟？

　　江平：我觉得斯琴高娃老师在这方面就做的特别好。在一次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上，当时斯琴高娃正在台上颁奖，正说话间，台底下忽然骚动起来，再一看，原来有个青年演员站起来准备离场了。斯琴高娃就指着他说：“你给我坐下，下面要颁的奖是一位老艺术家的终身成就奖，我要是没算错，他也许比你祖父母都年长，你有什么资格这个时候站起来？站起来的机会有的是，一会儿给老同志致敬的时候。你现在走，不害臊吗？”

　　曾为看场电影费尽心机

　　记者：您也是学表演的，从7岁就开始当演员，19岁就把话剧改编成电视剧搬上了荧屏，可谓是少年得志。

　　江平：19岁的时候，我在南通市话剧团参加演出，当时演出的那个戏就是八一厂后来的副厂长刘星写的话剧《她含笑死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版权意识，就把这个话剧改编了一下，拍成了上下集的电视剧，还出了连环画小人书，发行了数量非常可观的46万册。我20岁的生日礼物，就是这本带着油墨香味的小人书。

　　江平导演。

　　记者：听说您16岁的时候在电影院打过工？

　　江平：那不是打工，是免费给别人写电影评论。我是一个巨爱电影的人，从16岁开始，有8年的时间，每个月南通电影院要换那个宣传画廊，介绍新电影的时候，那些电影的简介，花絮，幕后故事，影评等等，都是我写的。电影院对我的奖励就是让我免费看电影，虽然当时电影票只有两毛钱，但我感觉这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奖励。

　　虽然是免费的，我一般都是等上一场快结束的时候来。比如这场电影是五点钟结束，我基本上四点半就到，不是为了看电影结尾，是为了等散场。每次散场后，就有七八位阿姨开始打扫电影院卫生，我就跟她们一起打扫。我觉得我对剧务工作的热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等下一场电影开场时，我是不能坐在电影院里的，万一我坐的座位人家已经买了票怎么办，我就拿把手电筒给人带路，等人基本到齐后，电影基本上已开始5分钟了，如果这时候没座位了，就得站着看一整部电影。

　　南通的企业家养大了我

　　记者：我对一件事情比较疑惑，您当时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要交一万四千八百元的学费。很多年前，这真是一笔巨款了，您是如何筹措到这笔学费的呢？

　　江平：那段时间我天天骑个自行车，去找认识的南通企业家筹钱，这个三百，那个五百的凑。记得有一天下雨，我还差最后四百元就把学费凑齐了，就骑着自行车出来转悠。当时我从友谊桥冲下来，雨实在太大，就跑到南通电影院躲雨，影院经理叫朱镜泉。朱伯伯说，怎么下雨还跑出来啊，我就如实相告。过了一会儿，我看雨还是不见小就要走，朱伯伯拉住我问，还差多少钱，我说还差四百，他就拉着我到了票房，跟卖票的李阿姨说，给江平拿五百块钱，到时从我工资里扣。我就我只要四百，他说还有一百块钱是路费。

　　记者：当时您还是毛头小伙子，如何跟南通企业家建立了友谊，他们还都愿意赞助您呢？

　　江平：是这样，我文笔比较好，手也勤快，也愿意动脑筋。比如我去码头办事，看到码头上正在学雷锋，我就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南通日报》上，标题是《南通港新风》。港口公司的宣传科长看到文章后就找到我，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等到我要去读书找他赞助的时候，他就鼎力支持。

　　南通有一家药厂生产晕可平糖浆，专治美尼尔病，犯病的时候喝上一口就不晕了，

　　我去剧组拍戏时，就会在南通买个十瓶八瓶带过去，有一次一位大姐犯了美尼尔病，我带的晕可平糖浆就起了大作用。从剧组回来我就在报纸上写文章，《剧组的克敌杀星，南通晕可平糖浆》。既介绍了剧组的情况，又介绍了我们当地的特产。

　　写上几幅书法是江平导演繁忙工作之余的最大爱好。

　　还有一次我们拍一部跟蛇有关的戏，我就带了我们南通著名的季德胜蛇药，因此救了一个被剧毒毒蛇咬伤的工作人员的命。这件事我也写了发表在报纸上，因此又认识了制药厂的厂长。

　　通过写在摄制组的各种见闻，无形当中就认识了很多厂长。有一年，我负责接待台湾的电影明星胡慧中。她是苏北人，初次见面时，我就给她煮了绿豆粥，弄了扬州酱菜，还特意买了有甜味的新中牌豆腐乳。果然胡慧中吃了以后赞不绝口，问我哪里有卖，嘱咐我下次来的话一定带两瓶。结果我把这些都写到文章里了，文章刚发出来，腐乳厂厂长就按图索骥找到剧组，送了一箱来，他说你给我做了一个大广告。

　　人物简介：

　　江平，1961年出生，江苏南通人。国家一级导演。

　　曾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上海国际电影节办公室主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副会长，《电影文学》专家团队成员，首届华语大学生视觉映像艺术节评委会主席。现任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