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首超农村，说声赞扬不容易
　　2011年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
　　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也是一条大新闻。它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化，已在很短的时期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进入城市化第二个阶段的后期（通常认为第一阶段为城市化30%以内，第二阶段为30%—70%，第三阶段为70%以上）。有资料显示，从公元1000—1500年，整个欧洲拥有2万人以上的城市从43个增加到107个，在500年里只增加64个，平均每8年才产生一个城市，欧洲城市人口从1000年的12%—15%增长至公元1700年的15%—17%，700年里只增长2%—3%，平均280年才增加一个百分点。以城市人口20%为起点，英国达到89%，经历1720—1993年共273年，年均增长0．25个百分点；德国达到86%，经历1785—1993年共193年，年均增长0．34个百分点；美国达到76%，经历1860—1993年共133年，年均增长0．42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材《城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1页）中国到1949年，城市人口约为12%，从1978年的17.92%、1.72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51.27%、6.9亿人，年均增长约一个百分点，33年增加的城市人口总量约相当于西欧10个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按常理，不说庆贺，至少也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的大新闻之一。但奇异的是，包括国内一些主流媒体在内，大多以一条简讯了结，冷淡得有点让人窒息。
　　何以如此？据说是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政界也好，学界也好，似乎都绕不开“假城市化”、“半城市化”的拷问。其逻辑是，农民家庭进城必然带来城镇就业、就学、就医、住房、养老、食品、环境、治安等一系列蜂涌而至的难题，说不定还抢夺了城镇原住民的就业、就医、就学、环境等方面的资源，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农业危险，农村衰退。因而别说庆贺，似乎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
　　但是，在农村，在农民那里，却根本不管这些，在他们的眼中，只有“比较”二字，即比较在城镇好还是乡村好。已进城的不但不想回归农村，而是做梦都在想着进军更大的城市；没有进城的，哪管什么“假城市化”、“半城市化”， 进了城再说。早几年说是让农村成为“养老院”，第一代农民工“不行也得行”，但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恐怕“行也不行”。时下，“未及十年便觉陈”。
　　正是城市人口首超农村的消息发布之时，笔者在小区不期而遇的新租住户便是从乡下来的。女主人笑称来县城“陪读”，丈夫也一同来到县城做流动性的商业中介。见面时，她手头抱着一个小的，跟着一个大的，正从镇上的学前班归来。笔者对着依附在其母亲膝下的大小孩说：“你看这城市多么美好，以后可千万别再回到那偏远的山区跟随奶奶爷爷了”。小孩又蹦又跳，称呼连连。眼前的这位“陪读”，娘家在本省一个偏远地区的农村，跟随在新疆租种棉花的父母读书，初中毕业后回本地技校就读，技校毕业后随同学一同南下广东一大型外资工厂务工，与同工的男同学结婚后，回到夫家乡下生育，后因工厂倒闭，丈夫也一同回乡，跟随退休回村居住的父亲，耕作母亲份上的承包田地。她告知，现在儿女要上学了，老家农村上学路途太远，便夫妻双双带着一对儿女来到县城，先是寄住在县城嫡亲家，前不久按房屋出租广告成租的这一套“房改房”，砖瓦结构，公共走廊，两室带厨，水电入户，公共厕所，只是缺少电视、网络线路，月租150元。她的父母仍在新疆租地务农，两个弟弟，一个大学在读，一个省城务工，春节将一同来她家度过。
　　象她的这种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路径，在劳务输出地的进城人员中，较为普遍。以一山区村为例。全村140多户，600余人，至2011年底，进城人口接近500余人，进城居住就业的家庭达到80余户、300多人，其中，出村不出乡的10余户，出乡不出地级市的40余户，市外和省外居住就业的30余户。有的村民小组，20来户人家，有家庭成员在村居住的仅存四五户，随着代际更替，有家庭成员在村居住的户还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