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猪赶人跑，如今是猪叫人欢。”初春时节，曾经的养猪大户叶前进望着“重又回来”的青山绿水感慨万分。

叶前进所在的古华山村是湖南省长沙县福临镇的“养猪大村”，也是长沙县曾经出了名的“污染重地”。经过五年的污染治理和生态重建，叶前进和村民们越来越明白：失去的是污染养殖，得到的是生态养猪；减少了一部分无序的养猪，换来的却是家园的绿色。

如今，曾经重度污染的古华山村被评为长沙县“绿色村庄”，一度主打工业经济牌的长沙县也通过了国家生态县的技术评估。

在退和进的盘算之中，在加和减的抉择之下，排名中部县域经济实力第一的长沙县如今向生态要效益，以治理生猪养殖污染为突破口，坚持“两型引领”，在湖南省率先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在环保养猪和绿色发展中共建美丽乡村。

“养猪村”的环污告急

长沙县是湖南乃至全国有名的养猪大县。数据显示，2007年，长沙县生猪年出栏达到了228万头，2008年生猪发展数达到375.5万头，在长沙县农村特别是北部乡镇农村差不多家家都养猪，养猪收入几乎占到了当时农业总收入的50％，一度成为“全国第二大生猪调出大县”。

古华山村更是走在了养猪的前列，可以说是长沙县的“养猪状元村”，除了五保户外，家家都养猪。在古华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殖高峰期生猪年出栏总量高达10万头。

但是高密度的生猪养殖，低层次的污染处理，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2007、2008年，长沙县生猪养殖密度居全国之首，据测算，养一头猪日用水量达0.05吨，排除废水0.04吨，其碳排放量相当于同期19个成年人的水平，最高峰时期猪粪尿日排放量超过1.5万吨。

长沙县相关部门曾经对古华山村作过专门调查，与年存栏10万头生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猪粪便产生的氨氮含量超标11倍，超出土地等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15倍，整个古华山村被臭味覆盖。

不久，古华山村人尝到了苦头。

43口山塘被污染，40多亩土地不能被耕种，104口水井98口变质变味，村民只能买矿泉水喝……

更让人揪心的是，这种污染不仅影响到自然环境，而且危及到了人的健康。由于该村是长沙县猪瘟等动物疫病发病率最高的地方，对人的身体健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响。2007、2008、2009年，全村人均寿命比全国低6.57岁，比环境较好的福临社区低11岁。

这并非只是当时长沙县养猪村的个案。由于大部分养猪村都紧邻捞刀河，而捞刀河又是湘江的主要支流，“依河而建”的猪舍大量“零距离”排放粪便尿入河塘，甚至大量死猪随意丢弃在河道，下游30万人的饮水安全告急。

“断腕式”的环境整治

“沉疴”需下猛药，治污已成共识。

2007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长株潭“核心区域”的长沙县再一次被推上前台，担负起率先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新机制的“首攻角色”。

该从哪里下手？治理生猪污染成了第一选择。

“决不能站在垃圾堆上数票子！”担任多年基层领导，如今站在治理前线的长沙县生态文明办副主任谢志宏说，长沙县委、县政府决心早定，一场以生猪养殖污染为整治重点的农村环境保卫战从此打响。

长沙县迅速成立县生态建设领导小组，由县生态文明办牵头畜牧水产局、农业局、环保局共同治理生猪养殖污染。

县委、县政府还将环境保护目标考核纳入对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的考核范畴，而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考核版块。为落到实处，长沙建立了三级约谈制度，一级约谈关系工作好坏评价，二级约谈关系经济利益，三级约谈关系位子是否牢靠。

机制建立起来了，接下来是措施要“逗硬”，按照环境的承载能力，长沙县将县域科学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适度养殖区，推行总量控制、达标排放，推广科学、生态养殖。浏阳河、捞刀河流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50米范围内为禁养区，禁止包括生猪在内的所有禽畜养殖；河道50米至500米范围内为“一级限养区”，每户生猪等牲畜养殖不得超过20头。

超规模、超承载的生猪数量减少了，目前，长沙县的生猪年存栏控制在130万头左右。养猪的数量减了，但绝不能让农户的收入减了，因此长沙县率先在全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禁养区、限养区分别实行每平方米90元、60元的转场扶助资金，仅这笔投入就达到了7600万元。

经过探索和实践，长沙县因地制宜成功推行三种治污模式：对养殖密集区域推广经济实用的“改栏”模式；对中小型养殖户采用“猪—沼—果（渔、菜）”或室外生物发酵垫料饲养等种养平衡综合治理模式，进行干湿分离、雨污分离，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对大型规模养殖场均采用工业化治理模式，在路口镇、金井镇、福临镇建设3个有机肥料加工厂，进而达到室外零排放的效果。

“革新式”的养殖转型

“管住了污染，就管住了县域生态环境。”经过五年的治污行动，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县委书记杨懿文的这句话得到了印证。老百姓说：“青山绿水又回来了。”

对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变革，感受最深的还是古华山村。古华山村支部书记彭进每次见到记者来采访，都会热情地端上一杯茶：“你放心喝吧，不像以前，外村人一到我们村来，都不敢喝我们的茶水，因为怕地下水受到了污染。”而让村干部们更自豪的是，治理前，古华山村是“臭名在外”，虽然赚了钱，但低着头走路；治理后，古华山村，臭味渐除，钱也没少赚，更重要的是走路可以抬头挺胸了。

曾经的养猪大户叶前进如今只养了几头猪和60多只羊，对于环境的感受，他有着更直观的表达：“现在白天终于可以打开窗户了，晚上可以开电灯了。”他说，在五年前，想都不敢想，白天一打开窗户，臭气扑面而来，晚上一开灯，因污染而大量滋生的蚊虫直接就绕着灯泡飞。

与叶前进“限养生猪”相比，路口镇的养猪大户黄天柱选择了完全放弃养猪。由于自家的猪场正好处于禁养区内，从16岁就跟着父亲养猪的他卖了所有存栏生猪，并投入160万元将猪舍改成厂房，办起了雕塑加工厂。一年时间，雕塑厂产值突破了500万元。随后，他又着手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如今种植规模正在逐步扩大。

像黄天柱这样的转产农户只是一小部分，长沙县并没有采取其他地方“一刀切”的做法，而是引导养殖户进行科学养猪、生态养猪。

走进位于路口镇的“鑫广安”绿色生猪养殖基地，在这个存栏8000多头的养殖场内，看不见污水横流、闻不到猪粪恶臭。基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基地采用的是“畜禽污染治理合同环境服务”治理模式，对猪场废水进行处理，以达到粪污固液分离、水质净化的效果。污水进入处理厂，在水体过滤消毒后可以回收再利用；猪粪通过技术处理后可以制成土肥和有机肥，一般土肥每吨可卖600元，而有机肥售价可达3000元。

“新农村、新环保、新生活。”长沙县生态文明办主任常势良指着长沙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宣传手册对记者说，这就是新时代的农村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