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的政策平衡点，就在积极稳妥之间。积极者，要通过适度的土地集中让种粮者有钱可赚。稳妥者，这钱赚得让大家服气，不会造成新的资源分配不公。

出于这种考虑，家庭农场的制度设计隐含了一些限制，譬如规模不宜太大、不鼓励外来工商资本直接介入，农场主不能当“二传手”等。但在务农比较效益持续走低、农村青壮年不再像父辈那样留恋土地的大背景下，政府势必要调动各种资源、手段来鼓励留守者的种粮积极性。

这些资金补贴、政策扶持，在当前甚至将来或许都必不可少。但要注意一点，这其实是在不触及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调整了农村的资源分配模式，一旦不能保护准入公平，容易演变成对少数人的利益输送。此外，在流转年限等问题上也要把握好尺度，不要为了推进而勉强推进。

家庭农场主的积极性是否生长在公平的原野上，和这些具体制度的设计息息相关。当前各地的探索是否足够积极稳妥？请看本报记者来自安徽郎溪和上海松江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