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很多地方的市长亲自走上街头，帮助当地农民推销滞销的水果和蔬菜。这样的新闻前年有，去年有，今年似乎更多。在市场化改革多年后的今天，似乎很多农户仍然纠结徘徊于“找市场”与“找市长”之间。
与“卖粮难”不同，“卖菜难”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深层次成因，大致有这样几条：
其一，城市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带动了农民种植结构的调整。2000年以来，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年均增长接近于零，而蔬菜播种面积年均增长超过5%。
其二，人口向若干大城市密集流动，逐步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大城市和内陆各省会城市为销售目的地的蔬菜生产供应基地。
其三，一些特大都市为应对风险社会下的突发自然灾害，重新认识到并开始高度重视蔬菜生产的本地自给，加大了对都市农业、城郊农业向蔬菜转向的扶持力度。
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是2008年年初，雪灾对蔬菜的长途运输和销售产生极大影响，京、津、沪等大城市菜价飙涨，这些地方的政府随后都陆续高调推出了一系列对菜农的支持性政策。
蔬菜种植是高度依赖于“活劳动”的营生，它很难像大田作物那样，通过机械化操作替代对人工的使用。同样一对夫妻，在不雇佣长期工人的状况下，经营蔬菜大棚的最适规模大约只有15亩左右，而如果种粮的话，可以超过100亩。另外，蔬菜的生长周期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从技术上说，蔬菜的储藏保管优势也无法与粮、棉、油、肉等产品相媲美，国家很难通过建立相应的储备机制来调节其销售节奏、平滑其市场风险。
这些特征迫使一个基于家庭经营的菜农必须尽可能使产、供、销链条紧密咬合、高速运转，在收割之后尽快完成销售，从而投入下一个茬口的种植，一旦这中间的某个环节出现断缺，全年的生产经营体系就面临瘫痪。
对于这类市场风险，城郊型菜农与蔬菜主产区菜农的应对策略有所不同。城郊型倾向于以种植结构的多元化来化解风险，而主产区农民则多半只能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依托于“公司加农户”、“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将经营决策权甚至种植决策权让渡出去，这使他们的种植结构过于单一，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结果“大蒜烂在田里，苹果掉在树下”的现象频频发生。
时至今日，谁都不会否认市场的巨大作用。而从世界范围内农业发展的历史路径来看，我们也大概都不会否认，伴随人类文明从农业向工业、后工业社会的转向，农业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被高度保护的幼稚型产业。如果我们把近十年来国家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农业生产的各项补贴等财政支农资金做成一条曲线，把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即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做成另一条曲线，我们会很清晰地看到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剪刀差”图景。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高投资、高成本农业的阶段。
如何让农民能够分享这一过程的收益，而不是让这种收益被那些为农业高利润所吸引的城市工商业资本独占?政府可以做些什么呢?
第一，政府需要对“资本下乡”进行有序引导和规范。当资本从城市和工业反流入农村和农业时，作为具有信息和资源优势的政府部门，特别应在农业规划和种植结构布局方面提供建议，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建设。
第二，政府需要对于农民的自组织进行有效扶植。出于简化程序、降低管理成本的考虑，政府往往倾向于“抓大放小”，只与若干成规模的行为主体(无论是龙头企业、合作社抑或大农户)打交道，但其政策后果经常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种情况绝非孤案，合作社的伪合作化，龙头企业不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甚至一旦有事率先溜之大吉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存在着。
第三，在对农业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各自利益的保护方面，政府方面应拿捏有度，而非一味偏袒其中一方。事实上，城市中的市长们对菜贵伤(市)民的忧虑总是更多一些，并备有大量预防性和救治性政策措施，而对菜贱伤农的后果常常没有切肤之痛。在这种情况下，市长帮着卖菜，难免是隔靴搔痒。(作者曹东勃系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