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近年来国家采取的取消农业税、实施各种惠农政策以及推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基层政权功能异化和结构性退化的问题却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与税费改革之前相比，问题的表现形式略有不同。归纳起来有这样两种倾向：一是基层政权的“悬浮化”。取消农业税之后，很多中西部缺乏资源、经济发展相对较差地区的基层政权，其收入来源主要靠国家的转移支付，它们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运转。对于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日益疏离，逐渐成为“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的一级政权。

　　　 二是掠夺资源型“内卷化”。对于国家政权“内卷化”，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曾经有过深入探讨。他在研究民国时期乡村政治状况时就发现，随着地方乡绅从传统的乡村自治中退出，农村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地方恶势力就进入了乡村政治之中。这些地头蛇、恶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与地方政府的官员结成同盟，一方面帮助地方政府盘剥农民，搜刮资源，似乎是强化了国家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与政府的联姻以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饱私囊、横行乡里、欺压良善，造成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流失。他们对地方政府官员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着官服的恶势力，不是管理服务农民，而是鱼肉农民。杜赞奇把这种国家能力貌似增强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称为“内卷化”，即国家退化。

　　　 取消农业税之前的基层政权退化基本上与杜赞奇所说的这种“内卷化”相类似，那时候部分基层党政官员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以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的名义，利用地方黑恶势力收取税费，不但会有很多不合理收费，而且会有很多收费被基层官员和地方黑恶势力瓜分掉。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基层政权不但不能再以国家的名义收取税费，而且一些惠农补贴也以直接给农民发放的方式运作，这就使基层官员以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的名义向农民摊派，从而中饱私囊的机会大为减少，但他们却把目光转向了其他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例如，城市周边的土地、房屋、国家向农村拨付的各种惠农资金，等等。也就是说，现在基层政权退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很大一部分是在有一定公共资源可以从中渔利的地区，比如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的升值空间较大，农村黑恶势力比较猖獗，基层官员与黑恶势力勾结获取资源和利益的情况比较突出。我称之为，掠夺资源型“内卷化”。

　　　 这种基层政权退化的倾向危害比较严重，近年来不少基层地区因征地、强拆等，引发规模较大且冲突较为激烈的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就是明证。（于建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