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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明等:浅谈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问题和对策(1)
添加时间:2011-05-17 08:18    来源:未知点击:

  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国家政权的基石,在和谐社会和平安创建活动中地位特殊,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出台政策,尽可能创造条件,确保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民主选举和管理村级事务,推促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贫困山区的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弊端,值得引起重视。
  一、面临的形势
  我县位于鄂西北边远山区,境内有3369座山头,3193条沟壑,是襄阳市唯一的全山区县,省定国家级贫困县和湖北省脱贫致富奔小康试点县,版土面积3225平方公里,辖11个乡镇,261个村, 28.7万人。今年,将面临全省第八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与以往七届相比,呈现如下新的形势和特点。
  (一)想当村干部的人多了,胜任村干部的人少了。农村深化改革以来,全县村“两委”班子的职数明显减少,干部待遇大幅提高。2011年与2003年相比,村委会由349个减少到261个,村定补干部由1900人减少到853人,年均工资由2000元增加到5000元,其中主职干部年平均工资由3500元增加到6500元。同时,随着农村税费的取消,社会救助、保障政策的扩面,农村干部从过去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年有效工作日由252天减少到145天。而且现在村干部做的又是为群众“解五难”、给补贴、发物资等深受群众欢迎的事。使得干部岗位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一批在职干部想继续留任,一批选掉人员想重新回到干部岗位,一批没有当过干部的人想通过民主选举走上干部岗位。另一方面,由于干部职数减少,选拔干部的标准亦从年龄、思想、文化、能力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两年,个别地方对农村干部系统培训培养不够,一批在职干部因为“抢季节抓农商,两票否决扣得严,产业经济少钻研”,素质跟不上;一批过去落选的干部渴盼重新参选,但碍于村两委干部职数减少处于两难的选择;一批年纪轻、有本事的“企业家”、“专业秀才”或者离村外出打工,或者离土兴办实体,或者离岗下海淘金,干起了自己的事情,这些农村的精英因利益因素不愿参与选举,使得一些别远村出现了“想当干部的当不了,能当干部的不愿当”的现象。马良镇秀封村全村现有11名党员,55岁以上的就有9名,36岁以下的1名,36岁至55岁的2名党员中初中以下的2名,外出打工1名。2008年换届选举,该村2名村主任候选人当场有一人宣布弃选,剩余一人两次重选都不过半且得票不过三分之一,虽有宗派现象干扰选举,但能力不强是核心因素。无奈之下,镇政府只好选派镇干部回原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领导村委会。如果今年按中央提倡党政交叉任职,书记主任一肩挑,仍面临无人可选的问题。
  (二)群众民主意识增强,集体和组织观念淡化。随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加强,特别是通过前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探索和实践,绝大多数群众的民主意识大大增强,懂得了“民选官、官为民”的道理,非常看重手中的民主权利,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山大人稀和交通不便,主要劳力外出务工,农活家务繁忙、接受培训不够,思想素质提高不快等因素,村民在公与私的利益冲突中,农村“小农”意识浓厚,对服务的需求愿望增多,对参与、协同、自治、自律、互律的积极性不高,有的甚至把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应用在各个方面,少数村民只要组织照顾,不讲组织纪律,引发了干群对今年村支两委换届选举的四种心态:一是负责型,希望通过新一届选举,选出心目中的能人,来为大家服务,改变山村落后的面貌。二是无关型,认为选与不选无所谓,选好选坏一个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三是宗派型,以个体私利为重组织和参与一些拉帮结派、宗族派系、拉票贿选等非组织行为,或选关系密切的“亲人”,或选贿赂自己的“恩人”。四是不得已型,自己本来不愿当干部,但被领导和群众视为精英想推选为干部,不得已非要履行岗责,勉强维持村级组织运转。
  (三)村级组织职能已转变,与之配套的机制尚未健全。农村实现农民零负担、产业化经营落实自主经营权后,村支两委的工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管理群众的手段不断弱化,那种“你说我干,你管我听,你要我给”的模式,已对农民没有任何约束力,迫切需要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尽快创新转变,积极主动地上门帮助群众学技术、解难题、办实事等为民服务。而目前为民服务代理机制和载体尚在探索实践之中,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四)乡镇驻村指导力量减弱,严格执法的标准越来越高。税费改革之后,全县乡镇机关干部由1195人分流减少为417人,导致乡镇驻村干部大幅减少,指导力量明显减弱。以歇马镇为例,全镇49个村,税改前有153名行政干部,平均每3人驻一个村,现在只保留了44名乡镇干部,除去后勤值班人员外,一名干部要驻3个村。而村委会换届政策性强,程序比较复杂,要求非常严格。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保证明年换届选举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这对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