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求“加快构建农业经营新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粮食安全要靠自己”、“自己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我国新时期的粮食安全观。这些构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总体政策框架和改革方略。

　　近期中央就农业农村政策频频发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求“加快构建农业经营新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要靠自己”、“自己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我国新时期的粮食安全观。这些文件和讲话精神，构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总体政策框架和改革方略。

　　树立新型粮食安全观，确保主粮安全

　　（一）我国粮食供求形势不容乐观

　　一是供求紧平衡格局没有改变。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 “十连增”，2013年的粮食产量达到60193．5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比2004年提高28．2％，十年间年均增长2．5％。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结构快速变革，我国粮食消费增长更快，2013年的粮食消费量高达68218．5万吨，比2004年提高了38．4％。谷物产需状况也是如此。到2012年，谷物产量5．33亿吨，消费量约5．37亿吨，产需缺口约4000万吨。三大主粮（水稻、小麦和玉米）尽管近年来产销相抵后略有盈余，但消费增长的强劲势头仍值得引起警惕，2011年，小麦消费增长率达9．03％，远高于小麦生产增长率（2．38％）；玉米消费增长率年达7．21％，超过了生产增长率（6．96％）。

　　二是进口量增加。自2009年开始，我国已连续几年成为三大谷物净进口国，进口量逐年攀升。到2013年，我国粮食进口量总计达8025万吨，是十年前的3．4倍。其中小麦进口269万吨，玉米进口521万吨，大米进口234万吨，大豆进口5838万吨。

　　三是粮食自给率跌破90％。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3年，我国食物自给率一直保持在100％以上。2008年我国的粮食自给率降到95％以下，2011年以后更是下降到不足90％。我国稻米和小麦生产和消费基本还能保持平衡，但是玉米正在由国内生产向国际市场进口转变，大豆早已从国内生产转为国际市场进口。

　　四是未来粮食安全形势更加严峻。黄季?等最近的预测表明，我国粮食总体自给率会不断降低，但不同种类的粮食之间存在差异。大米自给率会保持在100％以上；小麦自给率将保持在99％左右，会有少量进口；玉米产不足需，自给率将从2010年的99％下降到2020年的92％，并进一步下降至2030年的86％；大豆自给率将从2010年的22％进一步降低至2030年的17％。

　　（二）实施新型粮食安全战略，确保主粮安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申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型粮食安全观，并进一步明确：“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

　　第一，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由于我国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还得占用一定量耕地，加上为实现粮食产量“十年增”已过度透支土地，以及随着农业不断开放，一些作物的比较劣势尽显，我国根据资源状况和人民粮食消费习惯，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型粮食安全观，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战略选择。因此，我国在粮食生产安排中，必须明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优先次序。也就是，通过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稻谷和小麦完全自给，同时保证谷物的基本自给，玉米因加工成份实行一定量进口，大豆主要依靠进口。

　　第二，切实调动粮食主产区的“两个”积极性。我国75％以上的粮食产量、80％以上的粮食商品量、90％以上的粮食调出量来自于粮食主产省。从主要品种看，小麦产量超过500万吨的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和新疆等6省（区）占全国的79．37％；玉米产量超1000万吨的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辽宁等7省（区）占全国的69．1％；稻谷产量超1000万吨的湖南、黑龙江、江西、江苏、湖北、四川、安徽、广东和广西等9省（区）占全国的75．44％。因此，只有让主产区地方政府抓粮食生产有奔头、让主产区农民种粮有利可图，才能真正落实我国主粮安全。一方面，必须加大对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国家扶持粮食生产政策措施进一步向主产区倾斜，项目更集中向主产区投入，改变主产区政府考核导向，探索主销区与主产区、调出区与调入区利益补偿机制，调动主产区政府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种粮补贴必须向主产区种粮主体倾斜，增加粮食生产主体务农收入。还要加大改善产粮区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力度，整合各项农业专项更集中向产粮区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对主产区进行 “全面武装”，为保障国家主粮安全打好基础。

　　第三，必须落实更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我国耕地从1996年到2012年减少了近1．3亿亩，今后工业化、城镇化还要占用一定量耕地，尽管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公布我国耕地数量有所增加，但决不意味着耕地红线意识可以松懈。我国16．5亿亩粮食播种面积无法再减少，大豆、菜籽油、植物油进口已相当于使用了6亿至7亿亩境外耕地。按照土地产能计算，我国播种面积缺口已达20％。如果耕地守不住，粮食生产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保不住明天的饭碗。必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实行更加严格的用途管制，确保耕地数量和质量，限制城镇外扩，尽量不占、少占基本农田，确保高标准农田不被占用。

　　第四，必须完善粮食生产扶持政策体系。农民种粮不赚钱、增收无指望，国家粮食安全就会落空。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及农业用工价格上涨，种粮比较效益下降，这一问题一直困扰农民从事粮食生产。但是，粮食价格的提高对CPI影响过于敏感。必须综合考虑农业成本变化、农民种粮收益以及城镇居民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保持粮价的合理水平，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促进增产又增收。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在扩大总量基础上，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提高补贴瞄准率，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鼓励农民种粮。

　　第五，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据专家计算，如果我国完全依靠国内生产保证农产品供给，需要30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而国内现在可提供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只有24亿亩。据FAO测算，全球尚有可耕地资源总量超过14亿公顷，其中适合种植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的面积均超过10亿公顷，增产潜力达8％—10％。我国在粮食问题上，适当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利于缓解资源压力，更好地保障主粮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