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正为中国保证粮食自给率形成严重考验。

　　城镇化促进了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种粮利润低，使得粮食主产区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GDP冲动”从未停止；土地失控，使得耕地流失 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耕地“18亿亩红线”难守；此外，耕地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等问题，直接危及粮食 安全。

　　有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粮食供求趋紧

　　201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9亿吨，但同时，粮食进口也首次突破8000万吨。加起来，2012年新增粮食供给超过6.7亿吨，创下了 历史新高。过去10年，中国人均农业产出增速达到了3%的年增长率。然而，粮食没有出现明显过剩，我国粮食的进口依存度在10年间翻了一番。

　　“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消费增速何来?他分析，粮食的工业用量在大幅增长，此外，城镇化过程中，每年1700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之后，从农产品的生产者转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可以预见，未来生产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粮食‘紧平衡’，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称。所谓“紧平衡”，指的是粮食供求的紧张关系，即基本能 满足需求，但地区之间、粮食的结构之间差异很大，有余有缺。在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看来，这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经不起任何风 险。

　　农区的GDP冲动

　　按照“十二五”规划，至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需要增加1000亿斤，仅河南的增产任务就达到300亿斤。在河南有关人士看来，正是由于保粮 任务艰巨，对农业大量投入，导致河南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缓慢。河南大多数产粮大县，往往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

　　随着中央逐步取消农业税，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传统的“财源”基本上“枯竭”。而国家补助则在缩水。“国家每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李国祥调研发现，“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真正到县里，大约只剩1000万。”

　　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对比，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这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了工业化的产物之一。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

　　李国祥发现，地方的环保部门与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若超标排放，罚完款之后继续排，执法部门则以罚款支付工资，解决经费问题。

　　东北驰援东南

　　在过去的30年里，曾经肥沃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蜕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城。中国的粮食生产于是向河北、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份集中。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南粮北运”向“北粮南运”的转变。

　　但粮食主产区的13个省份，并非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供给有余。根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自足之外尚有余的仅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份，剩下8个主产省份趋于仅能实现自身平衡。

　　解决区域性供求矛盾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上海自给率最低，2004年后，几乎每年，两省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均要会面，签署粮食产销合作的协议或项目。同时，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也成了“养活”浙江的最主要省份。

　　城镇化与土地失控

　　与此同时，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保住18亿亩红线一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联合国对耕地有一个警戒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目前，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

　　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李国祥研究发现，土地价格越高的地区，耕地流失的可能性更大。

　　耕地占补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耕地保护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建设单位必须补充相应的耕地，以保证耕地不减少。 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对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以宁波为例，该市一共有360万亩的耕地。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万亩，剩下的100万 亩占补平衡回来的耕地非常贫瘠。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耕地质量，好的土地往往用来城镇化。”李国祥说。但他最后还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上。“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方式仍然粗放，未来怎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尽量地少占耕地，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