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下乡”究竟帮了谁：惠农还是救企业？
金融危机来袭，不仅企业正在“过冬”，农民的日子照样不好过。中国家电企业和中国农民究竟谁更困难，谁更需要帮助？
目前实行的“家电下乡”招标、补贴模式会不会导致政府权力寻租？谁来监督财政补贴的足额、及时发放给农民，从而保证农民利益呢？
部分家电企业会不会借“家电下乡”把落后、积压、不符合农村消费特点的产品倾销给农民？
2008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明确提出从2009年2月1日起将家电下乡从12个省(区、市)推广到全国，除彩电、冰箱(冰柜)、手机、洗衣机等四大类产品外，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含太阳能、燃气、电力类)和空调等产品亦被列入了家电下乡政策补贴范围，各省(区、市)还可根据当地需求增加部分补贴品种。
据测算，连续四年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农民需求量大的产品实施“家电下乡”，可实现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近4.8亿台，累计可拉动消费9200亿元。
但是，问题亦随之产生：全面开展“家电下乡”活动，是否意味着政府财政拿出大量资金为那些面临困境的家电生产企业清理库存、回收资金？而农民们又能够得到多少实惠？目前实行的政府招标、逐层拨款、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模式，是否会成为又一个权力寻租的温床？
为此，邀请了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家电产业的专家和企业的老总共同展开了讨论。
特邀嘉宾
于清教：中国家电业资深评论员
“家电下乡”是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解决中国家电产业的问题，并不是一种什么惠农政策。对急于处理库存或者原本就低水平低成本组装、低水平建设扩张的家电厂家来说，无疑是利好。
俞尧昌：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农村不是“垃圾桶”，什么垃圾产品都可以往那里扔。这样做有悖于企业的责任、良心和道德。那些无良企业迟早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像三鹿奶粉一样，他们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政府如果真的想“惠农”，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的“家电下乡”方式。可以给农民发家电购物券，让农民自己去购买满意的家电产品
朱信凯：农村消费与市场分析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虽然我们的农民收入增长不快，但是我们的农村现有市场还是拥有巨大的潜力等待被发掘。中国农村消费市场将是未来撬动世界经济的重要杠杆
洪仕斌：中国家电营销委员会副理事长
目前，中国家电企业产品滞销严重。中国家电行业已经到了国家必须出手拯救的危险程度。但是，如果从农村的角度上讲，“家电下乡”不是中国农民所需要的
记者：金融危机来袭，不仅企业正在“过冬”，农民的日子照样不好过——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无奈返乡，农产品价格一路下降，农民货币收入预期堪忧。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不妨先作一个事实判断：中国家电企业和中国农民究竟谁更困难，谁更需要帮助？
于清教：中国家电行业的处境应该说非常严峻。实际上中国家电从2004年起就进入了衰退期，金融危机仅仅是让它表面化了。
中国农村经济同样不容乐观。从实际情况看，来自农村底层的现实困难不少，农民增收与物价上涨之间的矛盾还很突出，很多现实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解决农民问题比解决家电当下的困难更迫切。
俞尧昌：从客观上讲，中国家电没有核心技术，存在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前，韩元突然贬值40%，中国家电企业面临韩国企业的极有力竞争。我们的家电出口面临极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以我们的空调生产为例，我们的家电企业采用以产定销的模式进行生产，生产了大量高能耗、低水平的空调，销售不出去。按官方统计，我国空调积压共900万台，而实际上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000万台。可想而知，中国家电产业产品积压、资金占用的程度已经十分严峻了。
但是，更大的困难来自企业主观方面。对于原来只重视短期利益，从事投机炒作的企业，市场一萎缩，金融风暴一来，它的产品销售和现金流都产生了极为严峻的困难。
朱信凯：“家电下乡”是一种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方式。启动农村内需，最关键的还是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但是作为政府政策不可能先提高收入，再启动内需。
现在，中国农村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穷。我们现在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相当于十年前城市居民的现金收入。虽然我们的农民收入增长不快，但是我们的农村现有的市场还是拥有巨大的潜力等待被发掘的。中国农村消费市场将是未来撬动世界经济的重要杠杆。
郑风田：1989年以后，中国改革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中国农村基本处于一种相对衰弱的状态。尤其是1993~1994年财税改革以后，地方财政大量被中央收走，基层财政更加困难，只能向农民伸手要钱，农民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目前，国家改革的思路是好的，但是相关政策却没有什么变动。各种机制还是像抽水机一样将农村的资源、资金、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国家再怎么补贴都没有用。
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已经达到1000多万人，这将进一步降低农村的收入增长速度。
洪仕斌：中国家电企业经历过各种形式的危机，但是像现在这样原材料价格“过山车”似的下跌，却没有经历过，导致企业大量亏损。
经销商方面，大家都不敢进货。眼看着家电价格下降，多进货就意味着赔钱。所以，目前家电滞销严重。但家电企业牵扯到太多的就业问题，国家为了社会稳定，无论如何必须要拯救家电企业。
目前，中国农村还是有一定消费潜力的。国家为了拉动内需只能这样做。当国家觉得“家电下乡”试点能够给家电企业带来一线生机，又有众多专家、官员、企业的呼吁，所以就将“家电下乡”推向了全国。从全局讲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家电下乡”：究竟是惠农，还是救企业
记者：有人认为，政府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家电下乡”活动，是为了帮助那些面临困境的家电生产企业清理库存、回收资金，是一种政府“救市”行为。另有人认为，“家电下乡”活动是政府的一种惠农政策，是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那么，政府的着眼点究竟是什么？
于清教：从活动的宗旨看，一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二是解决中国家电企业的问题。它并不是一种什么惠农政策。
我认为提高农民收入才是根本。我们的专家或者政策制定者一定不要坐而论道，计算什么理论数据。农村消费者是很现实的，对于不需要的家用电器，价格再低，他的购买欲望仍然不会轻易爆发，因为生存问题才是首位的。
我不赞成家电业搞什么运动，市场的东西就让市场去做主，行政干预固然需要，但更关键的是建立市场规则，完善法制化市场体系。
俞尧昌：我们的家电企业经营者有很大问题。前两年，大量的企业没有下功夫去研发产品和完善销售渠道，而是拿着资金去炒股、炒楼，进行短期套利经营。生产上，不顾国家2007年就已经公布的即将淘汰四、五级能耗产品的通知，继续生产高能耗产品。结果，金融危机一来，企业扛不住了。现在却要把原来积压的落后产品处理到农村去，这是极不负责任的。
对于这种企业，国家就不应该“救”。中国农村不是“垃圾桶”，什么垃圾产品都可以往那里扔。这样做有悖于企业的责任、良心和道德。
但是，现在国家出于拉动内需的考虑，出于就业的考虑，去给他们补贴，帮他们清理库存，对于我们这些一直老老实实的企业是不公平的。但是，为了国家整体利益，我们还是理解的。
朱信凯：我认为“家电下乡”是一种惠农政策。如果只看到“家电下乡”是为了拯救家电企业，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国家要利用“家电下乡”活动激活农村市场、启动农民消费。
郑风田：中国农民购买家电，一般是子女结婚的时候买，即使政府补贴13%，如果没有到买家电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会提前消费。
我们不要把农民的智慧想象得过低。他们会用脚投票。现在“下乡”的家电产品，即使补贴后，比市场价格还贵。手机限价1000元，现在山寨版的手机都四五百元。我看某些所谓“山寨”产品就可以向农村推广。
政府如果真的想“惠农”，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的“家电下乡”方式，比如，可以给农民发家电购物券，让农民自己去购买满意的家电产品，不需要购买家电的农户还可以把购物券卖给其他农户。这样做公平得多，实惠得多。
洪仕斌：我们做过农村调研，当时江西农民就说：洗衣机是洗城里人的衣服，它能够洗干净村里人的衣服吗？当谈起电冰箱时，农民几乎要骂人。农民说：一台电冰箱一年的电费比我孝敬我父母的钱还要多。电冰箱岂不是成了我的爷爷？我们吃的菜都是新鲜的，肉又吃不起，我往电冰箱里放什么？
所以，如果从农村的角度讲，“家电下乡”不是中国农民所需要的。国家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利益。
直面腐败：决策机制问题，还是实施办法问题
记者：有人预测说，如此大规模的“家电下乡”活动，可拉动9000多亿元的消费和带来巨大的利益分配。但是，目前实行的“家电下乡”招标、补贴模式会不会导致政府权力寻租？谁来监督财政补贴的足额、及时发放给农民，从而保证农民利益呢？
于清教：不排除截留或者挪用的可能。如广东试点时，很多农民反映报销程序复杂，最后还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河南有农民反映，一些财政困难的乡镇存在挤占补贴资金现象。
大多问题可能出在乡镇一级政府。乡镇财政原本就年年紧张，如果补贴资金提前到位，往往会被挪用或截留，而销售造假，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程序太复杂、成本太高，不好操作。
朱信凯：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中国许多问题都存在多部门管理，有利益都往前抢，有责任就相互推诿。就像牛奶一样，十几个部门管不好一杯奶。“家电下乡”但愿不会如此。
郑风田：这就和过去的“良种补贴”项目一样产生不少的问题，七年间国务院共下发补贴款已经超过了280多亿元。但是，由于实施机制设计不当，层层设卡，招标采购弊端很多，搭建了层层索贿的平台，基层农业局重新成为最大的垄断经销商，不少农民只能购买“高价种子”才能拿到补贴，农民原来自主购种的权利反而被剥夺，在安徽、山东、河北许多省市因此而频发群访事件，要求国务院把良种补贴款直接发到农民手中。
政府招标“猫腻”不少，这也是目前不少政府部门都十分乐于搞招标的主要动因，因为背后隐藏着大量的灰色收入。
政府招标会给官员巨大的权力，容易导致权力寻租，不如给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但如此一来，又恐怕各级政府的官员没有积极性。
洪仕斌：现在的问题不是腐败，而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只是一些专家、政府官员、企业老总，根本就没有农民能够参与决策。他们制定出来的政策只会对政府部门和企业有利。这种系统性的问题，要比腐败更可怕，会造成许多坑农、害农的种种事件。
凡是政府招标、政府补贴，什么国家、什么时候都会有问题。但是，目前政府恐怕只能通过招标、补贴的形式来实施各种项目。我们只能给政府以理解，给政府提供各种建议，帮助其逐步完善“家电下乡”的机制。
下乡之后，如何维护农民的权益
记者：我们还不得不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部分家电企业会不会借“家电下乡”把落后、积压、不符合农村消费特点的产品倾销给农民？
于清教：了解中国家电市场现状的人，会对这个政策窃喜。对急于处理库存或者原本就低水平低成本组装、低水平建设扩张的家电厂家来说，无疑是利好。由于国家设置了招投标门槛，中小品牌进入政策线并不容易，而大品牌价格偏高，这样就容易使一些大品牌借政策处理库存或者变相重复生产低附加值产品。
俞尧昌：对农村要有适销对路、符合农村环境特点的产品。仅把落后、积压的产品处理到农村，会极大地损害农民的经济利益，甚至危及生命安全。比如说，防鼠咬的功能。农村的老鼠不得了。如果电线没有防鼠咬的功能，被老鼠咬破了，就会造成短路、失火、漏电等问题。目前，我们看看中标的企业和产品，某些无良的企业，还是把农村当做“垃圾桶、泄洪区”。
朱信凯：“家电下乡”本来是启动农村市场的大好事。但是，我国63%的企业没有专门针对农村消费者群体的产品创新。41%的受调查企业曾将城市过剩甚至过期的消费产品，以低价等形式倾销到农村消费市场。如果出现了大量的落后、不适合农村使用的产品，通过此次活动充斥农村市场，那么，只能是继续打击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而且不可能真正实现企业利益，对企业品牌和可持续的利润收益都会产生影响。
洪仕斌：现在是否存在“下乡”产品技术落后、能耗和价格偏高的现象，从政府提供的中标产品清单上，即使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都看不出来。但是，从整个家电行业的状态来讲，这的确是“家电下乡”活动中必然存在的一个“硬伤”。
这恰恰是政府为什么要和一些大品牌、大企业合作的原因。因为他们信誉相对好、相对负责任，能够较好地保障“家电下乡”产品质量问题。
就“家电下乡”产品质量来讲，我们只能相信政府的信誉。我们的农民大多不具备维权意识，依靠农民投诉、反馈来对企业产品质量实施监督是不现实的。
记者：我们的农民，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民，他们目前的维权意识还很低，维权成本却很高。“家电下乡”春风吹过后，家电维修、质量投诉等问题，怎么解决？谁来保证尚缺乏维权意识的农民的消费权益？
于清教：为完善下乡产品的供应、销售及维修服务，企业在生产、配送、销售、维修等方面都必须达到要求标准。组织好偏远地区的团购工作，做到送货上门、搞好安装调试和使用辅导；严格执行国家“三包”规定，完善维修服务网点，开展巡回维修服务等。
为防止“家电下乡”骗补行为的发生，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了产品的可追溯体系，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实现全程动态跟踪，每台产品、每分钱的流向都有据可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及非家电下乡产品进入家电下乡流通体系。
“家电下乡”推广工作开始后，有关部门还将对相关企业进行严格考核，违反政策规定者将被给予扣缴保证金甚至取消其资格的处罚。
朱信凯：现在“家电下乡”是中国家电企业培植自己品牌的关键时候。聪明的企业一定会做好家电维修、售后服务。如果企业只是追求短期利益，那么，它的品牌将会很快“臭掉”。
俞尧昌：对格兰仕来讲，我们的家电产品是考虑了农村特点的，宽电压、防鼠咬等功能都很好。我们的售后服务能够覆盖全国。2006年，我们的家电大篷车就已经下乡了。再有，格兰仕一直是以销定产的，根本不存在产品积压。对于那些采取落后的生产模式“以产定销”还沾沾自喜的企业才会存在这种现象。
郑风田：我只想提醒家电企业一句，农民一般是不相信广告的，他们更相信口碑。一次安全事故、一次售后服务的缺失，都会导致其周边的乡亲从此不再购买你的任何产品。中国农民虽然维权困难，但是他们会用脚投票。我不希望看到“家电下乡”之后，会有像三鹿奶粉那样的事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