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粮食安全问题变成土地流转问题
    1980年代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农村正式确立，一段时间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1990年代繁重的农业税费负担致使许多农民将自己的承包地撂荒，有的农民甚至逃离村庄外出打工，农业生产陷入危机之中，国家的粮食安全没有保障。农业研究领域的前辈们告诫我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粮食自给率必须达到90%以上才能“心中不慌”，因此，土地决不能抛荒。后税费时代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格局。农民的土地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对土地的预期不断提高，农民不再轻易放弃自己的承包地。农业科技进步以及城镇人口和非农人口的持续增长，客观上为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提供了空间，农地的流转在这种情势下成为可能，如何实现土地的顺畅流转关涉国家的粮食安全。
    对于是否有必要进行土地流转，学界早已达成共识，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土地流转，家庭农场、“公司加农户”还是农业合作社，时至今日尚存巨大争议。笔者认为，这些争论都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农村的家庭经营制度。就世界范围的经验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家庭经营制度都必须维持，即使是美国的超级农场也在发挥着家庭经营的优越性。但令人费解的是，不少地方把规模经营等同于现代农业，甚至认为农业经营的规模越大，离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就越近。这种思维促使当地政府发展粮食种植大户，促成上千亩的规模经营。近期，各地的调研不断传来大户“垮台”的消息，这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无疑是一个打击。目前农村社会的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处于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土地对农民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我们要充分尊重村社内部自发生成的土地流转方式，任何推动土地规模流转的冒进做法最终都将得不偿失。我们必须将土地流转放置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加以讨论，以探究土地流转的社会基础，确保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
    国家不断地对“三农”进行的制度优化和资源供给，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苦”、农村“穷”以及农业“危险”问题走向终结，但“三农”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完成了转换，并在经历着另一种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用新的眼光去审视。构成“三农”问题的农民、农村和农业虽然在不同的发展时段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分，三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统一体，我们只有从整体着眼才有可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三农”问题的转换根植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唯有将“三农”问题放置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中进行动态考察，才能触及“三农”问题的本质，进而加以研究，促成对“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