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大量农户(鱼塘的款爷，果园的财主，养鸡场的大亨——诸如此类媒体的新宠)雇用邻居并将大量的利润装入腰包时，理论家们开始宣扬管理也是劳动(从来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却并不澄清资本带来的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差别。这两者于是都统统归结为管理的努力应得的合法回报。剩余价值消失了，剥削也随之不见了。“怎么会有剥削呢?”他们问道，“被雇的人比干自己的农活挣的钱要多啊!”
　　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逻辑打消了对剥削的顾虑，至少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认定，只要工人数目没有超过八人，雇工是没问题的，甚至是再好不过的。雇工在8人以内的都是“个体经济”。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被认为是雇主的家人(从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有不少人是雇主的亲戚)。这样一来，如果存在剩余价值的话，也仍保留在家族内部。但很快这个解释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业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厂，并拥有成百上千的雇员。这些企业主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挣钱花钱的方式都与资本家一样。再不能认为他们雇佣的都是亲戚，再也不能认为工作条件和支付的工资是公平的。现有理论不能驱除剥削的罪恶，于是新的折衷方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运而生，为剥削的现实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这套新的辩护说词大概是这样说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只要能实际上刺激生产力发展，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定义为等价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邓总是强调“抓老鼠”，也就是说通过一切的方式方法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旧时代的做法，私人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纽约奶牛场联盟主席Archie Wright曾说过的“一块钱该怎么挣的，就怎么去挣”。有了这套推理，中共中央创建了叫做“私营企业”的新的企业类别，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类别。
　　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同时也极少数人成为了资产阶级。农村改革后，大量小农从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转换。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造成的。在成为工人阶级的这部分人中，有的是因为不想签承包合同，大部分则是因为年龄，健康，性别，缺少劳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
　　这次的阶级转化也有其特别的地方。大部分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个人，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只是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同时也带回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的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