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这个改革开始反对农村的集体化所有制时，它迅速地和我所从事的两个项目发生了冲突。翁牛特牧场，在这片被我们称为大面积沼泽化、盐碱化、退化和沙化的草原上，是一个独特的国营-集体合资性质的企业，为牧民与省政府共同所有。双方合资的生产性质，与私有化的改革家们和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渴望“先富”的牧民发生了冲突。他们共同煽动起当地人清算集体化。
　　五年过后，当联合国投入4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也投入相同的资金之后，私有化使得我们的草原项目全泡了汤。地区政府不愿根据具体情况而保留牧场，他们将家畜、干草场、草原都统统分给了牧民个人。到1984年，新建的牧场灌溉系统难以维持，而且也征集不到牛、羊、草场来做放牧踪迹实验，联合国不得不放弃了，草原沙化问题研究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中止了。联合国购买的农业机械就废置了。我们的工作转为帮助单个的牧民，但我们的项目被认为过期了。
　　这是在北部边疆的情况，而在山西东南角的张庄，虽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张庄的农业机械化项目最终也化为乌有。1978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15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
　　这两个实验的失败使我震惊。并不是我没有付诸努力，为了这两个项目我投入了汗水和辛劳，我知道其它人也都和我一样。成功似乎近在咫尺，而它们的成功对中国的为了是多么重要啊!但是，这两个实验可能只能算做特例。国营-集体合资的牧场是非常少见的，而看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机械化的农庄。不能因为两个流产的实验就怪罪改革，但显然可以归罪于当地的官员们教条的不假思索的推行改革政策。
　　也就在那个时候，一次不同的经历使我认清了中共中央推行的所谓改革走得有多远。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