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地方金融如何把握政策导向， 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日前在海口召开的全国地方金融二十二次论坛（2018）年会聚焦的热点话题。年会由金融时报社、全国地方金融论坛办公室、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主办，海南银行承办。来自金融管理部门、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负责人共计400多人参会。年会以“新时代、新机遇，高质量发展地方金融”为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分别作了宏观经济形势、海南建设自贸港的主旨演讲。参会者分别围绕自贸区金融合作、发展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等课题展开深入研讨。会上发布《中国中小银行发展报告》，确定全国地方金融二十三次论坛(2019)年会由江南农商银行承办。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陈宗兴认为，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地方金融的责任和使命。他说，地方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要抢抓机遇、创新驱动，围绕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前瞻性布局，全面推进金融服务“三农”工作。

　　一是进一步树立适应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发展理念。明确新时期服务“三农”发展的方向、重点和相关政策，坚持“三农”业务优先发展的战略定位，主动加强乡村振兴战略的金融服务，将支持“三农”发展作为履行社会责任和推动自身业务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二是进一步建立完善适应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机制体制。建立适合“三农”特点的金融服务体系，设置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考核指标，加强内部联动和外部合作，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打造乡村振兴发展的金融引擎。

　　三是进一步建立完善适应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产品服务体系。围绕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金融产品、服务模式、金融工具的创新力度，提升农村金融供给的配置效率和服务水平，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规模和覆盖面，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徐小健介绍了武汉农商银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做法，主要是当好六个主力军：第一，落实新政策的主力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的布局，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武汉市2017年开始提出建设“三乡工程”，鼓励市民下乡租用农村的闲置房，增加农民的收入，支持企业家到农村投资兴业，带动农民致富。对此，武汉农商银行及时跟进，制定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金融支持武汉市“三乡工程”的实施方案，从组织领导、目标任务、机制保障、考核激励等方面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了支持现代农业、美丽乡村、城乡融合、普惠金融、脱贫共建等五大重要的项目。第二，服务新主体的主力军。主动参与集农业、产业园区、田园社区为一体的武汉都市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大力支持农业示范园区、设施农业基础建设，抓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关键，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截至目前，武汉农商银行累计支持产业化的龙头企业近100家，培育新型主体近2000户。第三，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按照整村推进、产业支撑的发展思路，建设美丽乡村及特色小镇，带动发展民俗养生、文化创意等新业态，支持武汉市首批23个美丽乡村旅游点。第四，激活新动能的主力军。早在2009年，武汉农商银行以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为依托，创造性地将农村土地经营田和所有田、承包田三权分制，用于贷款的抵押，创立了在全国有影响的武汉模式。去年以来，通过引入政府财政补偿作为增信，稳步推进“两权”贷款的试点业务。第五，金融产品创新的主力军。依靠村基层党组织建设1693个“三乡工程”信息客户部，实施金融服务网络化工程，在武汉市涉农地区构建了近90家网点、432个网格服务站，实现对1800多个行政村的服务。第六，金融精准扶贫的主力军。按照中央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总体要求，积极与政府扶贫办对接，资金到户，实行帮扶，确保脱贫攻坚工作扎实，脱贫结果真实可靠。

　　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在致辞中表示，今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郑重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随后中央对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出了部署。10月16日，国务院印发《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出，加快研究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积极推进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进程。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海南全省上下紧紧围绕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三区一中心”的定位，高标准高质量扎实有效推进各项工作。金融改革开放创新是党中央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金融业全面健康发展也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题中之义，海南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扩大金融业开放，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全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海南如何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需加快研究设计海南自贸港的制度框架：一是以简税制、低税率、零关税为突出特点构建自贸港的财税制度。推进税制转型，加快形成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简税制。实行法定低税率，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全面实行“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制度。二是以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为目标构建自贸港金融体制。资金进出自由是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保障。建设海南自贸港，需要在金融市场开放、跨境投融资、货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交易、金融监管等金融制度安排上有突破。三是构建“一线彻底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区内高度自由”海关监管体制。按照“境内关外”的通行规则，改革海关管理体制，大幅提高投资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四是构建适应自贸港建设的法律法规制度。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的立法工作，以特别法的形式明确海南自贸港的法律定位；尽快出台海南自贸港的配套法律规范。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做宏观经济形势主旨演讲时指出，全球经济危机已逾十年，但危机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全球融资条件因美联储政策改变而收紧、贸易摩擦加剧、经济全球化退潮、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地缘政治紧张等，都对信心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复苏。从全球而言，金融运行日渐疏离实体经济的状况仍在加剧。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上升，为了支持GDP增长，需要越来越大规模的新增债务。这一状况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反映就是资本产出持续下降。债务密集度上升，给各国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同时，债务风险仍在积累。

　　李扬说，在解决高杠杆问题中，国企应该把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特别要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政府应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关系，使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加强对资管行业的监管；完善风险管理框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使金融机构真实披露和及时处置风险资产。去杠杆是一项长期战略，要把握好时机、节奏。清产能和去杠杆，为的是杜绝危机发生。然而，倘若操之过急，很可能自我制造出“明斯基时刻”；即便整个去杠杆过程可控，由于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牵涉面广，也很难保证风险不产生系统性蔓延。从单纯去杠杆，到结构性去杠杆，再到稳杠杆，中国去杠杆政策已渐趋稳健、理性、可持续。

　　地方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汤烫表示，地方金融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产物，地方金融的阶段性改革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层面变化。城市信用社改制城商行，农信社改制成农商行以及村镇银行、民营银行的设立，不仅逐步找到了地方金融的市场定位，壮大了地方金融的力量，更是对社会经济尤其是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地方金融面临业务难做、利润难增的情况，有的中小银行经营者甚至对发展失去信心。这种“只能开顺风船，不能在逆风中前进”的思维，实际上还是一种缺乏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忧患意识的经营观。

　　汤烫说，地方金融要全面理解和把握监管政策。从理论角度和宏观经济运行看，金融监管和经济发展周期相伴随行。在金融杠杆的持续推动作用基本释放，但余波尚存的时期，国家一般都要用金融监管措施进行干预，这既是表明政策导向，更是监管职责。一些银行习惯于无约束经营，遇到问题，怨天怨地。但有的银行坚持走市场化道路，按市场规则经营，不跟风、不取巧，因而也不惧任何外界影响。比如江苏长江商业银行在审批机构设置放宽、贷款扩张、同业盛行的金融监管软周期里，他们没有投机取巧，在金融监管硬周期里，他们还是按照自身思路扎扎实实开展小微服务。这就是在对待外部环境和监管中表现出来的定力。研究一家银行的成熟度就是看其在硬周期、软周期中是否具备“削峰”能力，是否能做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要在经济增速下行中创造性经营地方银行。当前的经济增速下行，既是国家的主动调整，也有外部影响和客观因素。这时就需地方银行有定力有创造性思维。一是要对国家的宏观政策有信心。“三去一降一补”是优化经济结构，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将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资产质量。二是要紧跟中央支农惠农和全面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导向，做好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大文章。三是要在支持乡村振兴中发挥地方银行的独特优势。地方金融起源地方，立足地方，与地方经济休戚与共。要发挥自身人熟、地熟、情况清、接地气的优势，继承农信人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干农活、收存款、放贷款的传统，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支持。四是要抢抓机会，强身健体。从历史经验看，金融政策的调整周期和变化往往快于国家的大政方针调整，因此地方金融要善于捕捉机会，抓住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和政策。五是要把科技兴行、文化兴行作为地方金融当前的重要工作。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开发金融产品、增加获客渠道，通过企业文化的培育形成优良的银行理念和团队意识，通过各层次的全员培训，增强员工综合素质、服务能力和全员竞争力。

　　邯郸银行董事长郑志瑛就打好三大攻坚战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首先，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放到“第一攻坚战第一主战场”的首战位置。在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反弹的情况下，要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解决不良贷款这个服务实体经济最大的“后顾之忧”。其次，加强战场协同。三大攻坚战必须协同推进，避免单兵突进：精准脱贫攻坚战需要金融业对弱势群体的信贷支持，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淘汰高污染产能，这些都会增加银行业的高风险贷款；三大攻坚战的战场纪律如果厚此薄彼，则会导致前线指战员顾此失彼。为此建议：金融风险攻坚战要尽快赶上进度。打好三大攻坚战必须突出第一攻坚战，第一攻坚战必须突出第一主战场。打好金融风险攻坚战的主攻方向应该“枪口向外”。主要针对银行业外部，加大针对不良贷款客户的清收、清偿、还债、限制消费、变卖资产、打击老赖的力度。统筹金融风险、精准脱贫两大攻坚战。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按每年人均0.2万元兜底脱贫约需600亿元，仅相当于2017年末全国银行业2.4万亿元不良贷款额的2.5%。精准脱贫攻坚战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超金融风险攻坚战。建议像精准脱贫一样包银行、包企业、包客户，协助银行业“精准清收”。同时，建立不良贷款“清收—回馈—扶贫”的联动机制，按清收1万亿元不良贷款计算，银行业提取5%的费用500亿元资金用于脱贫，便可取得两大攻坚战的协同胜利。统筹金融风险、污染防治两大攻坚战。高污染企业停产限产即可缓解污染问题，但会同时增加企业经营压力、诱发不良贷款。建议在安排停产限产等措施时充分考虑相关企业“污染贡献度与不良贷款贡献度”的关系，听取金融机构的意见，避免此消彼长。第三，保障战备物资。一是增加财政资金对化解金融风险的支持，建议增加对银行业支农、支小等高风险贷款的补贴，建立对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贷款的奖励机制，放宽银行业税前核销不良贷款的条件；二是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把资管公司作为打好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战略支援部队。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样用较少的“战损”换来不良贷款的快速出表、隔离、化解。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期间，资管公司不应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而应以“接收不良贷款”为主要考核指标；三是成立更多金融法庭或金融法院。一些地方法院金融积案较多，建议增设一批金融法院或金融法庭，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北部湾银行董事长罗军介绍了北部湾银行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的经验。他说，北部湾银行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积极推进互联网线上金融业务及消费类金融业务发展，强化集中作业，减少单兵作战，逐步把零散的中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由线下转移到线上。推出全流程线上化“极速贷”“金投普惠”等产品，有效提高了微贷的获客率、审批率和通过率。加强与支付宝、微信、苏宁、京东金融等企业的合作，围绕客户的“医、食、住、行、游、娱、购、学、养、健”等场景，提升优化银医通、人脸识别、家服务、车服务、桂民卡、智能存款和滴滴贷、工资贷、公积金贷等产品，实现客户生活场景化和银行金融服务场景化的结合。“极速贷”是将线下贷款线上化的一个重要尝试，“极速贷”利用大数据平台，可对申请人进行43项筛查，在材料完备的情况下，从客户经理上门调查到初审结束仅需30分钟，3小时可完成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