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主”总会令人想起北美与澳洲那些拥有广袤平整的土地以及独立庄园里的绅士。农场主们与自己优雅的女儿生活在传统宁静的乡间。

　　而中国的农场主们，他们既不拥有土地，也不能完全决定要种些什么。在长三角，他们不被允许拥有长期雇工，并被约束以诸多条件。

　　但这已经是极大进步。从私下流转农地，到被放开准入，他们足足走过了36年。

　　我们可以听听宁波余姚市海南村康绿农场主秦伟杰的故事。

　　三十余年前，家庭联产承包制刚开始展开，勉强算是青年人的秦伟杰在宁波象山承包了二十亩海滩地。在人多地少的浙江，这样的规模已属少有；如他这般十五六岁的年纪就辍学当了“种植大户”的人，更是罕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江浙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秦伟杰也抛弃了农民身份，转而经营一家小小的服装厂。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农民与小商人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同体，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也自此时开篇。

　　到了1994年，为促进粮棉油生产，政府当时对这类生产提供补贴。秦伟杰再次从农地中看到机会，他用开工厂赚来的钱承包了宁波余姚某村的136亩土地种植棉花。不过向当局缴纳任务内的棉花产量之后，再扣掉租金和农业税，秦伟杰所剩不多。

　　直到上世纪末，秦伟杰才从土地上挖出了第一桶金。彼时外贸出口非常活跃，他转而种植蔬菜作物，出产的毛豆因为高价出口日本而获利丰厚。

　　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贸易低迷，内需开始变得强劲。秦伟杰转而关注国内市场。他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渠道建设，蔬菜品牌“康绿”渐渐知名，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客户从他这里拉走成卡车的蔬菜。

　　铁打的农地、流水的称号，秦伟杰们曾经是地方种植大户，后来又成为合作社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如今，他们新的身份是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政府的导向很重要。”秦伟杰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们要努力向政策靠拢。”

　　中国式农场主诞生的背后，不止是历届政府政策的见证史，更是一部农村经济发展史。

　　在2006年到2012年间，浙江省乡村实有劳动力已经从2303.7万人降至603.14万人——这意味着，有3/4的人口已经离开土地，至少不再依靠种地谋生。

　　目前，秦伟杰承包土地规模已经扩大到800余亩，但所需要的人工成为困扰他的难题。

　　“播种和收割需要人力最多，一天就要找到几百人来帮忙。以80~100元/天的人力成本来计算，一年下来也要几十万。”秦伟杰告诉本刊，“更重要的是，已经越来越难找到这么多的人了。”

　　他决定用机械化代替人力。为此，身为政协委员的秦伟杰还在“两会”期间提出了农机补贴的议案。

　　“以采摘机为例，农忙时节每天可以节省200人。148万元/台的市价计算，用三年的时间就可以用节省下来的人力成本将农机投入平衡掉。但如果有政府补贴的话，两年就可以了。”秦伟杰自己盘算着。

　　机械化只是一种方向。距离康绿农场8公里的夹塘村，是黄潭蔬菜合作社负责人“老魏”魏其炎的家庭农场。

　　老魏开有一家榨菜加工厂。2009年，他流转过来1700亩的土地经营权，以榨菜种植为主，另有300亩用于果蔬复合种植。

　　老魏农场生产的榨菜一部分供向农贸市场，余下部分则进入到自己的加工厂。魏其炎还与周围乡镇的农户签下协议，按照他提供的种肥、农药和种植标准生产榨菜，以协议保护价进行收购。

　　从农地粗放式经营甚至抛荒，发展到机械化、集约化的发展，农地经营权流转也从私下进行发展到契约交易，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现实倒逼改革的过程。

　　2013年夏天，一场由农业部主办的家庭农场的培训会在宁波召开，召集了各地农经系统的人进行学习研讨。但这场培训会，险些变成了争论会。

　　农地流转，确权在先。但对于土地确权这个概念，即便是系统内部的人也并不清楚。

　　在一位参会的农经系统人士看来，早在本世纪初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时，就已经进行了所谓的土地确权，并向农民颁发了相关证书。“按照我的理解，我们早就完成了土地确权工作。”他对此颇为费解，“现在又提土地确权，到底还要确定什么呢？”

　　对于这中间的区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表示，此前农民手中的承包权属证书，主要作用是确立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租约关系；而此次中央政府强调的土地确权，则强调土地的产权属性。要求地方政府在真实的基础上，将土地基本要素细化并标注到证书之中，为将来理顺承包权与经营权提供法律保证。

　　除去确权问题，争议的内容还包括家庭农场的认证和注册、经营主体与雇佣关系等方面。

　　当家庭农场及其品牌在工商部门经过认证后，就从个体变成为法人。这就涉及到家庭农场的纳税与破产等问题，“为了保障农民利益，农业税是免征的。但现在升级为企业法人后，理应缴纳企业与个人所得税。两者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告诉《中国企业家》。但杜依然认为，家庭农场需要申请和认证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有利于政策的引导与支持。目前在宁波，家庭农场的税收是全免的。

　　至于家庭经营主体问题要更为复杂。包括刘守英、杜志雄在内的学者与政府顾问认为，家庭农场要在激活农民活力的同时，还要起到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尤其是那些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劳动力，不能为了所谓的效率而将他们从土地上挤出去。

　　在这一问题上，上海松江地区的标准最为严苛，要求经营主体必须是本村、至少也是本区户籍，并且不得长期雇佣外来劳动力。而宁波地区并无这样的要求，上文提及的秦伟杰雇佣15名以上的外来人口，有的农场主甚至雇佣50人以上。

　　“强调经营主体的农民以及家庭属性，并不是说不允许雇佣。只是雇佣人员与家庭成员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杜志雄表示，这也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家庭农场的引导方面，地方政府的实力与做法也各有不同。宁波市倾向于市场化发展，对家庭农场的主体、方式以及规模等方面并无限制。所谓家庭农场的“宁波模式”，宁波市农业局一位人士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们并没有做什么，都是市场自发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