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建设,我国农村劳动力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依然是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学者探讨的热点。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当作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收入之源,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举措。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功能单一,加之工业化、城镇化使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因此,农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蓄水池功能已严重弱化,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而创意农业日益受到政府、学者和农民的关注。
中国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农业工业化,吸纳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是中国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在常规农业中,农业的生态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常常被忽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农业的非经济功能需求增加,而创意农业以农业多功能特性为基础,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得尊严、财富和价值。本文拟从创意农业视角探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以期为政府部门破解农村劳动力就业难的困境提供借鉴。
一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
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其自身规律,一般是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从产业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地理经济学的重点放在空间转移方面,即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农业经济学从农业结构分析农村劳动力在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渔业等产业之间的转移,以及在农村非农产业之间的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因素,城市工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参与,从微观角度分析,这是个体农民通过对迁移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虑的理性选择;从宏观角度看,大量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其结果是城市化的发展,非农产业的发展最终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在工业革命之前,农业在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处于内循环状态,外来投入品极其有限,需要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才能推动农业的发展,才能有农业剩余满足城市发展之需要,并且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很少,城乡差别微不足道。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所需动力源得以解决,不再依赖于人力和畜力,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和水利资源代替可再生的有机能源,克服了工业经济活动对动力源的局限,为工业经济活动规模化创造了条件。规模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操作机器,由于原来的城市人口有限,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这些缺口需要农村劳动力予以填补。反过来,工业革命的成果为农业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农业生产中工业品的投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农业剩余和农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反向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正向拉动和反向推动作用的结果是城市化带来的集聚效应规范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推动城乡产业结构升级。
通过对世界农业国和工业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劳动力转移基本上呈现两种态势:第一,遵守市场机制规律,按照“农、轻、重”的发展秩序,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没有封建制度束缚的北美、摧毁封建专制的法国以及二战后土地制度改革的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工业主要是由原乡村地区的传统工业作坊演化而来,城市首先是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产业按照“农、轻、重”的秩序依次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由市场力量推动,在工业化进程中同步城镇化,一般不存在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而考察近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之现象,是一种全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在外来压力下被迫进行的,直到19世纪中叶,洋务派和开明绅士在一些沿海、沿江地区创办了现代企业,而农村传统企业在官办企业和外来企业的双重压力下趋于衰落,因不能享受工业化的成果导致农村发展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由此形成少数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少数发达的城市与大量落后的农村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由此被扼杀,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极其曲折和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形势非常严峻,采取偏向工业和城市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不长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显示当时政策合理性一面,但其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中国的现实是资本稀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政府在农产品价格上采取 “剪刀差”的形式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农村和农业难以享受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农业和农村的内生发展能力。由于重工业吸纳劳动力相对有限,我国城市又是政治主导型的,利用行政权力制定“户籍”制度,阻碍农村劳动力迁移就业,致使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短期内能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却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因此,通过强化培训,消除就业歧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建立长效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保障机制,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剩余凸显出来,在原来社队企业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乡镇企业解了燃眉之急,吸纳了农业转移而来的劳动力。城市工业改革的成功冲击了产业同构的乡镇企业,致使其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日益萎缩。而在目前之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惯性还在继续,城镇化走得异常艰难。显然,纯粹依靠城市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城市化继续转移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发展以创意为标志的现代农业,转移剩余劳动力。即通过现代农业和城镇化双轮驱动,才能保证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到非农产业。
二、创意农业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理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αKβ(公式中的Y表示农业产出,L表示劳动投入,α表示劳动产出系数,K表示资本的投入,β表示资本产出系数,A表示技术进步,在这里表示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制度创新,如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农业发展(产出Y的增加)取决于技术进步、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数量,且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存在最佳的配比,在一定的技术环境下农业产出才能最优化。根据农业技术进步的属性,我们将其划分为以下3种类型:一是单纯的劳动偏好型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生产属于这种类型,农业技术进步极其缓慢,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才能生产尽可能多的食物,最大限度降低人类因饥饿造成的伤害。二是单纯的资本偏好型技术进步,大量的工业革命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减少,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第一线解放出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经济学所说的常规农业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技术进步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外部性,不能兼顾农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双向偏好型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很好地体现了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耕技术的嫁接。在传统技术上吸收现代农业技术,既保持农业生产的原生态,又提高了农业的综合价值。现代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提高单产效益,传统农耕技术保持农业文明的传承,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因此,新型农业既需要劳动投入的增加,又需要资本投入的增加,最终实现农业产出的提高。
创意农业本质特性是依靠农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将农村固有的资源禀赋优势转变成生产要素,改变了劳动与资本的配比,从而提高就业容量,这说明创意农业具有双向偏好型技术进步的特征。从创意农业的内涵可以得知,A包含了农业装备的改进、品种的改良、产权制度的创新、地理标志的保护、农耕文化的传承等内容,使得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从而保证农业多功能性,即农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得以协调发展。在农业经济功能深化的同时,农业生态价值和社会服务价值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成为非物质资本,增加了资本总量 K。根据配比原则,农业资本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L,必然导致农村劳动力在产业之间转移。创意农业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发生在农业内部,农业生产形成专业化、规模化;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发生在农业外部,也就是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转移,促进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融合,形成大农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实现生产要素的转移和聚集,实现农业多功能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