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了2014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谁来种地”的问题。会议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劳力外出打工，不少农村地区的空心化和务农老龄化问题严重，“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对广东而言，回答“谁来种地”问题尤为迫切。一方面，广东粮食自给率仅有三成，碗里主要装着别人的粮；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广东既面临着先发地区土地加速流转、粮食作物让位于高附加值作物的问题，也面临着传统农区农民打工不种地、农田丢荒的问题。为此，南方日报记者深入驻村调查，通过“走转改”形式，试图摸清目前广东种地主体的现状，发现新动作、新问题，找到好出路。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走进云浮罗定，试图以传统“种粮大村”为样本，求解“谁来种地”之惑。记者发现，在市场化大潮对农村的冲击下，处于产业前沿的产粮大村最先完成种植格局的嬗变，罗镜镇镜东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镜东村，竞相涌现的种植主体中，既有生产有机米的公司，也有“抱团发展”的合作社和种粮大户，还有在变迁中变换角色的农业工人。传统农村种粮格局被打破的同时，相应的土地流转、金融支持等产业政策能否跟上也随之成为焦点。

　　种粮大户“抱团取暖”

　　时已深冬，云浮罗定市罗镜镇镜东村一望无际的稻田里，除了一些小块的蔬菜地仍然绿绿的，大多是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部分稻田在冬天改造成了马铃薯地，在稻草的覆盖下，一垄一垄的马铃薯刚蹿出新芽。

　　陈留伙每天都会去他的马铃薯地里看一看。不过，种马铃薯只是他的“副业”，他种了300多亩的水稻，是镜东村最大的“种粮大户”。在零星承包了30亩田耕种后，2009年，他与弟弟陈留伟率先在镜东村成立了农机合作社，将土地承包面积扩大到了300多亩，全部用来种水稻，冬天闲着的时候种了50亩马铃薯。

　　作为种粮大户，他一开始就与“聚龙米”的生产企业罗定市稻香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稻香园公司”）合作，实行的是“公司+农户”的生产销售模式。

　　“刚开始什么都没有，就只能靠公司。”陈留伙说，稻香园公司给了他很多扶持，借钱给他买肥料和收割机，而且免费提供种子和技术支持。到了收获的季节，除了留一部分自用外，稻香园公司就将收获的稻谷全部收购。

　　这种“公司+农户”的模式肇始于邻县新兴县温氏企业，如今已经在罗定的各个村镇普及开来。这种模式保证了整个种植过程的标准化和流程化，单纯靠自己种地的农民也有了保障。

　　稻香园公司总经理陈炳佳告诉记者，公司与罗定市10个镇街直接合作的农户稻田面积有7万亩，每年收购的粮食有3万吨左右。在镜东村，有250户农户与稻香园公司合作，面积有770多亩，每年收购的稻谷约500吨。公司给农户提供谷种和各方面的技术支持，并帮助购买水稻险，比市场价高10%从农户手上收购稻谷。

　　尽管有多方面的保障，但对于陈留伙而言，种田依然是辛苦而无奈的事情。“种田比打工辛苦多了，打工你只要上班就行了，不用想那么多。”陈留伙说他最担心的是天气不好，虽然机械化减少了种田的辛苦，但仍然处于“看天吃饭”的状态。2010年水灾，一半的稻谷都收不到，虽然当年稻谷价格也提上去了，但总体还是亏本了。

　　让陈留伙发愁的还有人工成本的上涨，这使得他的种田成本节节上升。陈留伙提到，农忙的时候，需要请人来帮忙，请的人也基本上是本村的农民。“2009年每天的人工才二三十元，现在已经涨到60多元。”再加上这些年化肥、农药价格持续上涨，他算起自家的“种田账”时颇为感慨。

　　陈留伙认为，虽然自己扩大了种植规模，也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但仍然是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在与稻香园公司合作了两年后，他发现稻香园公司给出的收购价低于市场上一些其他米厂的收购价，便与稻香园公司终止了合作，自寻销路。

　　比起能一口气承包300亩地的陈留伙，镜东村其他农户没有这个实力，想扩大种植规模的陈来和陈寿选择的是农业专业合作社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

　　在2013年之前，陈来和陈寿每人都种了30多亩稻田，都是从出去打工的村民手中承租过来的。去年，陈来为了能够增加收入，提高与合伙人之间的互助水平，就和陈寿等5人一起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年合作社所得的收成都是按合伙人人数平均分配。

　　目前，他们的合作社总共有150亩地。这150亩地由6—7块地组成，最大的有50亩。合作社的田地都是向村民租来的。平时，合作社的田地都由陈来和合伙人打理，到农忙时，合作社会以每天80元的薪酬请人来帮忙插秧和收割。

　　每年到收成时，附近的米厂就会到农民家里来收购稻谷。陈来的合作社只产两种米，一种高质低产米卖给米厂的售价为每担800元，普通稻米的售价则为每担165元。成立合作社后，陈来家里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1万—2万元。陈来说：“合作社的种地方式很好，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收入，我们打算一直种下去。”

　　从农民到农场经理人

　　与陈留伙的稻田隔着一条机耕路，是一大片犁过的稻田，黑色的肥沃土壤像波浪在翻滚。这片犁过的土地是村民陈深基管理的有机稻田。他说，将泥土翻过来疏通孔隙，晒晒冬天的太阳，来年灌水进田的时候，土质将更加松软肥沃。

　　其实在种粮之前，陈深基种的是蔬菜。一开始，陈深基租了200多亩地种蔬菜。2012年种蔬菜亏了30万元后，他与找上门来的罗定市丰智昌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智公司”）达成了协议。

　　丰智公司当时已经在有机米生产领域摸爬滚打了10多年，生产的“亚灿米”名声在外。如今公司为进一步扩大有机米种植基地，四处寻找好田，看中了陈深基的这一大片蔬菜地。

　　镜东村在现代化水稻种植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地势平坦、稻田连片，适宜大型机械化生产。除此之外，镜东村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工厂污染，土壤水质空气都符合有机认证的严格标准。

　　陈深基受丰智公司委托，在同村农户手中新租了连片的土地，加上之前200多亩的蔬菜基地，360亩的有机稻田很快初具规模。与陈留伙分散的水田不同，这些有机稻田连成一片，与普通的稻田隔开6米，可以防止相互授粉和农药排水等污染。

　　随之建立的，还有新的农业经营模式，陈深基随之变成农场的管理者。由于有机米的生产需要遵循严格的规范流程，一般的“公司+农户”以及水稻种植合作社的模式已不适用，需要公司来控制生产环节。由于本村人出面向村民租地有优先权，而且日常管理请村民做工也更方便沟通，“公司自有基地+本地管理者”的模式也应运而生。

　　陈深基介绍说，丰智公司出钱租田、提供稻种、有机肥和专用的生物农药，并且提供种植技术支持，有技术员常驻农场。陈深基和他的儿子陈业杰则负责日常的田间管理、在农忙时节聘请工人。这些农场工人往往就是本村的农民，陈深基会优先雇用将自家田地租给公司的农户，“每年给工人发的工资就有50多万元。”

　　农场的收成属于丰智公司，陈深基作为农场的管理者，得到丰智公司的管理费作为报酬，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尝到种有机米的甜头后，陈深基打算今年将有机农场扩大到800亩。

　　除了种植有机稻米，农场里还放养鸭子。小鸭子在田间“巡逻”，负责清理杂草、捉虫、吃掉附在稻根的福寿螺。这样养出来的“有机鸭”，也可以卖出高价。

　　丰智公司执行董事李弟说，像镜东村这样的有机稻田，丰智公司在罗定共有3处，1300多亩，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和管理。公司计划接下来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罗定大米很出名，现在城里很多人都想过来承包农田进行农业生产投资。”陈深基说。觊觎着“罗定大米”的名气，如今越来越多的稻米公司落户罗定。陈深基牵线搭桥的另外一家公司已经租好了1500亩的农田，准备经营有机稻米农场和绿色大米品牌。

　　从农民到农业产业工人

　　陈深基23岁的儿子陈业杰除了帮助父亲管理农场外，主要的工作是操作收割机、插秧机等农机。

　　对于镜东村里的年轻一代来说，留在村里跟田地打交道，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镜东村村支书陈庆基告诉南方日报记者，镜东村总共有5000多人口，大约1200人外出打工，外出打工者多为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留在村子里的多为老人和小孩。

　　3年前，陈业杰初中毕业后，与同乡的年轻人一样，出去打了两年工，给人开车，一个月收入二三千元。陈深基决定与丰智公司合作种植有机米后，就劝儿子留在老家跟他一起干。“当时为了说服他，做了不少思想工作。”陈深基说，在有机农场的第一茬早稻收割完毕后，一直不情愿的儿子心服了：原来在家种田比出去打工划算。

　　陈业杰添置耕种、收割等各种农机，成立了一个农机服务社，不仅为丰智公司的有机米农场耕作，也可以服务于其他的农户，平均月收入有1万多元。

　　陈留伙的弟弟陈留伟也是开农机的，农机带来的收入几乎能够与300亩稻田的产出媲美。有了像陈业杰这样的合作社，如今罗定农村里，专业细分越来越普遍。从耙田到育苗、插秧、除草、喷药、收割、烘干，几乎水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找到专业的合作社来承担。陈业杰这样的农机好手，成了名副其实的农业产业工人。

　　除了陈业杰和陈留伟这样拥有农机等固定资产和操作技术的年轻一代，镜东村还有另外一群农民，他们虽然还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但也正转变为农业工人。陈开基就是其中一个。

　　51岁的陈开基自家有3亩承包责任田，以前都是自己种。他的两个儿子都出去打工了，小孙子在家读书，他需要在家照顾孙子，所以没办法出去打工。

　　这3亩田每年可以收入大概41担粮食（注：1担为100斤）。但遇到天时不好时，每年就只有15—16担收成。自己种地不算工钱的话，一造水稻每亩的成本要700元左右。虽然每年剩余的粮食能卖个两三千元，但考虑到投入的成本，其实在家种地基本上只顾得上自家吃。

　　显然，小块田地的耕作，产出难以支撑农户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打工仍然是年轻人最普遍的选择。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出去打工、又没有实力像陈留伙那样承包大片土地的陈开基，则成了陈深基农场里的农业工人。

　　陈深基介绍，农场因为实行机械化耕作，需要的工人并不多，平时只需5—7个“长工”来承担田间管理，负责施肥除草等。在农忙时，有五六十个村民会到农场做“短工”。平常农场工资为50元/天，农忙的时候是60元/天。

　　2013年，陈开基出租了两亩地给丰智公司，每年租金为900元一亩，也优先成为了农场里的“长工”。家里还留有一亩地自己种，收获的粮食供家人食用。在农场里，因为有机生产流程不能喷除草剂，需要人工除草等，陈开基做的还是插秧、除草之类老本行工作，但收入不再“靠天吃饭”，而是拿工资了。

　　村里有许多人也与陈开基一样，把自己家的一部分田租给公司，留一小部分给自己耕种。农民的收入变成了两部分，资产性收入（田租）与劳务性收入（农场打工）。

　　在农场工作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每年每亩田还有130—140元的种粮直补。陈开基对此很满足，“现在的收入比以前自己种田时好多了，每年都能存下1万多元”。

　　■焦点

　　土地流转集中经营

　　镜东村这样种植主体“百花齐放”的局面，正好是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最佳写照。“无论哪一种种植模式，都比农民自己单干强。”丰智公司执行董事李弟说。

　　多样化的种植主体进入农村，他们之间也在生产中交织，形成了丰富多样、相互依赖的种植格局：公司的农场和农户的稻田，都会有相应的合作社来提供服务。而公司会收购农户自己种的稻谷，农民也会进入公司和合作社做工。

　　罗定市农业局副局长张巨洲告诉记者，目前，罗定还有些公司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先承包大片的田地，然后再把出租土地的农民返聘过来负责某一块田地的耕作，公司统一管理，严控生产的各个环节，最后生产的稻谷统一上缴公司，公司将根据稻谷的产量给予劳动报酬。这样既降低了农民的种粮风险，也能够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在这些多样化种植主体形成的背后，是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类型为土地互换、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在镜东村都能够找到相应的案例。

　　村支书陈庆基说，镜东村共有2000多亩地，其中1800多亩都是水稻田。虽然有不少人出外打工，但得益于土地流转，如今村里的农田几乎没有出现抛荒的情况。

　　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这些不同的种植主体在种植结构中的比例还在不断变化。在稻香园公司的总经理陈炳佳看来，“农业工业化”实现流水线式生产，把每个生产环节细分，用“计件”的标准化去做农业，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陈炳佳说，公司生产发展所需要的田地在千家万户手上，要先做大，必须要将这些土地集中起来。为了让土地流转顺畅进行，也方便管理，他们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中加入了“理事会”的环节。

　　“之前都是由村委会接受委托来做这项工作，但组织松散的村委会很难胜任，而通过村里比较有威望的带头人来组成理事会，能够在公司与农户之间架设一道桥梁。”他说。

　　即使是一个村的土地，流转的价格也很不一样。连成片的土地价格高，碎片分散的土地则价格低。陈留伙租的价格为300元/亩，而丰智公司用来生产有机米的土地租金达到了900元/亩。陈来合作社租来的土地，超过10亩每年的租金是320元，比较零碎的地则是每年200元。

　　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表示，合理合法合规的流转，有利于土地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集中起来。鼓励流转，就必须形成一个流转平台。农民的土地如果要进行指标交易，必须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竞价，遵循严格的流程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