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贵州省黔东南州州长廖飞

    本报记者 肖克 刘久锋

    “新型城镇化，对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而言，难点在农民市民化，最难的是让农民享受城镇保障房。”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东南州州长廖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我国在保障居民住房方面实行城乡两条线。这两条平行线仿佛是“高跷”的两根棍子，不很协调。廖飞介绍说，贵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案例表明，统筹保障城乡住房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手段。

    “通过整合中央和省的政策，我们探索了统筹保障城乡住房的五大机制，把‘高跷’变成翻越贫困大山的‘梯子’。”廖飞说。

    一是法律机制。2012年修订了相关政策，清除了农民享受城镇保障房的政策障碍。50平方米的廉租房，一次性付款4.3万元就可买到。二是经济机制。就黔东南州而言，2013年平均每户补助4.5万元，农民不花钱也可以住上城镇保障房。三是保障机制。农民凭居住证购买保障房，不必转为城镇户口，保留在农村的宅基地等一切权益。四是情感机制。整村入住同一小区，社区化的生活保留了农民原有的情感联系和文化生态。五是均衡机制。黔东南州积极做大城镇保障房总量，以全省1/10的人口，承担了1/5的城镇保障房任务、1/5的扶贫生态移民任务。用于安置扶贫生态移民和城镇户籍人群的保障房基本上各占一半，兼顾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人口住房需求。

    廖飞说，榕江县的生态移民面向月亮山区最贫困的农户，取得了良好效果。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搬入县城以来，贫困农户获得了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和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他们正在实现自己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