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镇化中存在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认为，中国城镇化改革的最终效果取决于地方政府，但城镇化需要大量的钱，而目前中国的地方债务已经很高，所以将来的地方债务危机可能会非常危险。另外，城镇化改革中存在权利扩张的问题，并且在横向发展。在中国，很多的郊区县已经改成了区，还有很多县级市在申请提升到地级市。
    郑永年批评称，像新加坡、韩国等，世界上很多城市也都在搞城市升级，但是这些国家的升级是工业升级，而中国的是行政升级。
    公开资料显示，在2012年一年内，就有青岛胶南市、雅安名山县、唐山唐海县、揭阳揭东县、清远清新县、泰州姜堰市等多个县市撤县改区。
    两亿六千万人市民化
    城镇化被认为是未来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未来十年，中国还将有2.5亿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规模浩大，大致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的大迁徙。所以，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之路如何走尤为值得关注。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的城市化推进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首先是要重新界定土地的数量，避免在不掌握土地总量的情况下进行城市化的风险，其次是对城市进行分类，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只提城市升级就够了，反而二三线城市有很大的空间，如何发展好二三线城市，接纳更多的人口，这一点尤其关键。
    此外，城镇化过程中还要保护农村，从发达国家看，城镇化率65%-79%已经到顶了，中国还差不到20个百分点，如果到65%农村的附加值一下就变了。所以城市化之后，要提出保护农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有7.1亿的城镇人口，但仍有两亿六千万没有市民化，所以未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将这两亿六千万人市民化，要以人为中心进行城市化，而不是以物。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主张不过分强调政府在城镇化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城镇化不应该是政府搞出来的，政府搞出来的一定要出问题。城市化是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只是看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