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进一步的讨论：权威的丧失与村落的衰败
    在大靳村，传统社会主要依靠乡绅来治理。不同于完全以农为业的村庄，这样的村庄因为晋商的发达，村落的扩大，人口的增多，村庄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在这里并没有成为两个群体之间的主要关系。在晋商村落里，由于商业发展，村落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商业的反哺。加之许多仁德财主的出现，致使佣工与财主之间经济上、人身上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不仅财主富有，村里服务于财主的佣工家户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周边村落仰慕的对象，村落记忆呈现出的是财主与佣工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民国年间，在内外交困中，晋商纷纷破产，大靳的王氏、郭氏家族也不例外。大财主逃离家乡，奔赴城市，中小财主继续留在村里，但是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与传统性权威衰落相伴而行的是政府代理人在村落公共空间的地位日渐上升，村政与学校的建设是现代性进一步加深的表现。1949年，介休进行了土改，大靳村土改并不激烈，大多只是走走过场，成分高的人大多并没有遭罪，因为人们还是记得财主的好处。这时候乡村政权也转移到了村干部手中，村干部是由政府任命的。不过因为其产生于乡土社会，村干部经常寻求国家与村庄之间的利益平衡。对于普通村民来说，长期以来习惯于被领导，在晋商时代，村落民众与财主之间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关系转化为心理的依附，尤其是在当时晋商村庄的经济条件确实比周边村落好，这种状况使依附关系进一步增强。民国年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晋商不断败落，但是并未完全退出村庄权力核心。新中国成立后，在乡村秩序与权威的重构中晋商彻底被边缘化。不过，曾经形成的依附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对于民众来说，只是将传统时代对于财主的依附转移到了对于党的依附。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靳是公社所在地，大靳人以“听话”“好管理”而博得了上级领导的信任。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领导说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加之土地多，卖粮多等原因，大靳大队被树立为大寨式的典型。头顶上拥有了象征性的光环后，更加强了村落民众对于组织，对于国家的高度依附心理。改革开放后，大靳人仍然不断诉说着晋商时代繁荣，迷恋于农业学大寨的光环，也就是在恋旧的过程中，村落经济徘徊不前，许多家户连传宗接代都成为问题。在“守土困难、离土不易”的艰难抉择中，一些年轻人不得不离开村庄，导致了村庄萧条，随之民众与干部间的依附关系也减弱。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贿选的事件，作为法理型权威的干部事实上只有“权力”没有“权威”，村落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作为一种生存策略，闭塞的地理环境能够避免来自外来力量的冲击，这在冷兵器时代尤其重要。也正是缘于此，有产者为了保全自身的财产不被匪患掠夺，许多村庄都建有堡垒一样的防御体系，大靳村也是如此。借助易守难攻的地理特征，许多移民迁移到这里，加之明清时代郭姓和王姓这样的晋商家族财富的积累，对村落的经营，大靳成为富甲一方之地。然而，地理环境的闭塞也是一把双刃剑，再加上近代以来被设计的现代化，如现代科技对传统农业的革新，教育、科技等现代性要素对于传统村庄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根本性改造，［11］（Ｐ145）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理念的形成。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乡村的萧条、衰落自然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重要命题。这对于长期保有依附心理的大靳人来说，由于受晋商时代形成文化惰性的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快速衰落也是自然的事情。如今的大靳早已丧失了往日的繁华，村内再也看不到乡绅时代24间沿街铺子了，也很少能看到人民公社时期作为行政中心的政治印记了，只是那长满荒草的老宅、被盗的石鼓、被打碎的石狮、去除神像的庙宇，这些历史的遗迹都向我们诉说着村落曾经的繁荣和曲折的历史。昨天的辉煌并不等于今天的繁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成为后天发展的包袱。大靳人在改革开放后保守的思维方式，慵懒的生活习惯，坐吃山空无所事事，甚至连田地也种不好，这样的现实表现不仅是由闭塞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更与在晋商时代长期依附惯习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惰性不可分割。在今天，现代商业、现代贸易等都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在现代性的成长过程中，乡土社会原有的权威模式弱化、衰落，甚至消失了。没有了权威的村落社会就一定现代化了吗？现代化的本意是去除传统对于个性的束缚，使个人更好地发展。然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却并非我们所希望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年青一代中“狭隘的个人主义，无公德的个人、孝道的衰落、信仰世界的坍塌等社会事实的存在”，［14］证明了丧失权威的村落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那么和谐。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发展更为和谐，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化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致谢：本研究的选题得到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的启发，在材料收集过程中也得到了周教授学生蒋志远、廖越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