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开放时期：从“先进村”到“落后村”
    改革开放消解了以革命为旗帜的极端现代性运动对地方社会传统所实施的强制性改造，在此过程权威无法再通过国家的赋予而获得合法性。大靳也是如此，在权力格局的建构、权威的重构过程中，大靳原有的依附关系消失了。
    （一）现代化与村庄衰落
    上文谈到了在传统社会时期，乡绅成为村里的权威，以及晋商村落中佣人与财主间的依附关系。土改以后，乡村政治呈现为党的一元化权力结构，民众通过依附于党组织而隶属于国家。1981年，介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也从对于干部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除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外出打工者开始增加。村民人均收入也开始提高，生活水平已明显改善。1983年12月，县委、县政府命名大靳等4个村为首批文明村。［3］（Ｐ782）这可以说是大靳最后一次获此殊荣。
    2000年大靳乡被撤销，乡政府搬迁到了绵山镇，从此大靳失去了行政中心的地位。随之隶属于原大靳乡的七站八所也搬迁到其他地方，尤其是医院的搬离，中学的合并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今的大靳村，很多年轻人早已在城里务工、买房，适应了城市的现代生活。村里剩下的主要就是光棍和“九九部队”（老年人）。大靳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前那样，充当着周围村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了。农业学大寨时期关闭的市场也重新开放了，一些流动商贩再次活跃于乡村社会。介休许多小商小贩每天第一站就是来大靳，原因是大靳村“杀货”。俗称“大靳人装富，小靳人抠门”，意思是说大靳人虽然存款不一定多，但是村民出手大方，有钱就花了，而不像小靳村人一样将钱攒起来。所以，小商小贩更愿意来大靳而不是去小靳等其他村落。改革开放后拥有了人身自由的村民生活方式也现代化了，他们可以通过电视机、电脑、手机等多媒体获取外界的大量信息，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因此可以说，信息和交通的便利正在改变着村民的生活。村落不仅是建筑的实体，同时也是地方文化、地方精神的物质体现。［13］（Ｐ2）然而随着这些晋商后代离开村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栋栋孤零零的建筑，长满了荒草的院子，早已生锈的铁锁，作为地方文化、地方精神载体的村落正在衰落乃至于终结。村里偶尔也有短暂的热闹，那就是2001年修建大运高速公路和2011年修建大西高铁的时候，许多民工在村里租住和吃饭。这些民工在给寂静的村庄带来了喧嚣的同时，也给村里人提供了很多商机。然而热闹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工程完工后，工人撤离了村庄，村庄再次陷入了冷清与萧条。一般来说，村庄最热闹的时候有两个时段：一是婚丧嫁娶这些人生礼仪的举行；二是村里的换届选举。尤其是村委会换届，想要进入村委会班子的村民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如家族的、亲戚的、朋友的关系来参与投票。
    （二）最后的“大家长”
    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实施，集体化时代以来由上级指定干部的做法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村落权威经历了从传统型权威到法理型权威的转变。从《组织法》来说，村落由符合条件的村民选举产生村干部的做法实现了亘古未有的民主，而事实上这样的选举民主在中国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当下村落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之间的较量，且由于贿选问题屡屡发生，选出来的干部有权力无权威。
    大靳村这个晋商村落最后的“大家长”宋玉龙的干部生涯是从集体化时代延续到今天的。不过其传统的克里斯玛型权威严重弱化，法理型权威却又无法树立起来。从宋玉龙的人生经历看，完全符合克里斯玛型权威所应该具备的特征：他生于1951年，祖籍是绵山镇城寺村，宋的父亲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牺牲，从小跟随母亲来到大靳。他文化水平不高，只读过小学五年级，但却很有头脑，办事干练。21岁被大队推荐到县城学开拖拉机，27岁任副大队长，28岁被提拔为大队长，35岁担任支部书记。加之宋玉龙是烈士子女，当时村民们对这个年轻的村支书有很高的期待。宋玉龙的思想观念形塑于集体化时代，因而在担任村干部时候依然是公社时期的“家长制”管理方式。然而，他在村里的威信一落千丈却与选举有关。
    从1998年以来，大靳共举行过5次村民委员会选举。不过，2005年以前的选举主要是由乡镇指定，所以并未进行过真正的动员。大靳村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民主选举总共开展了三次，分别是2005年、2008年、2011年，在大靳村民们看来正是这几次普选“搞坏了村里的风气”。2010年，由于大西高铁的修建，大靳村的旧堡子被整体拆迁，涉及村里九十多户村民。高铁的修建必然涉及征地补偿的问题，受利益的驱动，2011年的村委选举竞争比往届更为激烈，出现了贿选的问题。宋玉龙在家族势力的支持下，最终连任，但他曾经的权威却从此一落千丈，村里人虽然在选举中收获了实在的好处，但在内心里却认为“现在的干部选举花了几十万，以后肯定要捞回来”。
    宋玉龙虽然如愿当上了村主任，但却不得不面对竞争对手持续不断的反对浪潮。各种针对“大家长”的流言蜚语甚至上访事件不断，在大靳主政近三十年的“大家长”宋玉龙如今住在城里，村里大小会议不再参加，属于村委会的事情就更“没有人管”了。现在，村委会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他一般不回村里。以至于我们在大靳调查的一个月中只见过他一次，那次还是为了迎接市里卫生检查，且有镇党委书记亲自坐镇，他才回到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