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寨式典型的诞生
    大寨式典型是通过政治运动树立起来的，大靳干部紧跟形势，大靳村民就紧跟干部，大靳也被树立为大寨式的典型。
    1964年5月10日，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关于昔阳县大寨大队以革命精神改进劳动管理的考察报告》，要求全省普遍学习并加以推广。大寨评工记分秉持的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是“大寨工”。这种评工制度的管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超经济的外力，去维持集体劳动的‘积极性’”，而这个“超经济的外力”包括很多因素，如政治态度、人际关系。［12］（Ｐ440）大靳也学习大寨的方法，村民的自留地全部收归队里，按“评工记分”分配粮食。由于大靳靠山，可以开荒修梯田，相比起周边村落，大靳人生活水平较高。到了1980年，大靳村的日工分值为2元，这与全国典型的大寨当年的工分值是一样的。那时周边村庄如小靳、万果村的日工分值基本上在1元左右。谈到这段历史，大靳村人常常引以为豪。不过，当时管得太死，用村民的话说就是“群众的生活都攥在干部手里”。村民的生产、生活等大小事宜都由生产队直接管理，对于村民来说，生产队队长就是他们的大家长。每天早上，生产队长要招呼社员出工，给社员分派任务，出工时有专门的记分员记工分，晚上队长召集社员开会，给每位社员评定工分。在此情况下，个人的劳动报酬与消费品分配均与劳动工分相挂钩，生产队掌握了每一个社员的经济命脉。在国家的全面控制下，村民通过依附于组织而依附于国家。
    1967年11月8日，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来到介休，在西关广场发表讲话。当时村里的干部步行去听陈永贵介绍大寨经验，回来后连夜传达。大寨修梯田，大靳也学大寨修梯田。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靳干部就派民兵将土改前逃到太原的两个地主抓回来连夜进行批斗，并且将其家人也揪回村里，进行劳动改造。村内还掀起了揭露举报走资派、当权派和阶级敌人的运动。由于揭发举报之风盛行，很多政治成分不好的村民也开始人人自危。1975年11月，介休县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2月，县里抽调三百多名机关干部去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3］（Ｐ780）同时，大靳的支部书记胡守福还被派去大寨村进行“取经”，回来后在村里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大靳的政治工作常抓不懈，如为了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改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村民都要求背诵毛主席语录，甚至有时还有红卫兵在村口站岗，凡是劳动回村的村民都要背毛主席语录，背不过的不许进村。
    传统社会里大靳村的秩序是通过乡绅这样的精英阶层而在普通民众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集体化时代，国家的控制势力渗透到了村落的各个层面。此时乡村的权威是国家所赋予的，乡村的秩序主要是建构性秩序。人民公社时期，一系列极端化运动的推行，同时也是各种现代性因素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进入村庄的时期。然而，由于受极左政治理念的影响，这种极端化的现代性对于农村的生产生活管得过严过死，农民成了劳动的机器。尤其是在大跃进的吃公共食堂的时代，更是引入了一种军事的乌托邦，农业学大寨就是在推进这样的乌托邦理念。大靳是大寨式的典型，除了晋商社会所延续的“听话”积习外，也与政治运动的推动密不可分。也正是在不断的运动中，乡村社会经历了秩序与权威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