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绅成为村落的权威
    雍正二年，里民捐谷九千七百余石，在介休设置104所义仓，其中就包括设在大靳大兴寺的义仓。［6］（Ｐ218）光绪十五年（1889）大靳王家第43世王丽中中举人，后为辽州学正。⑤在清代，村里还出现了很多有声望的财主，如道光年间的王培元、王登元，光绪年间的王家鹤、郭可观。
    王家鹤属于“东王”支系第41世，其堂名为王“二酉堂”，在他接手家业的时候，实际上家族已经开始败落。但是由于他聪明能干，善于和官府打交道，还捐得了资政大夫正二品红顶商人的官职，依仗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王家鹤成为当地较有声望的乡绅。据记载：“（王家鹤）出入县城衙门，七品县官也得出庭迎送，坐轿乘车过路，沿街行人回避，概无阻挡。一般官员来村拜会，只能在‘不窥园’⑥上层的小客厅等候，并通过侍从先生或佣人传话后，才会接见。”⑦可见王家当时的地位与权势。同时，以王家鹤为代表的乡绅势力还充当了“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村中族人遇到官司诉讼，都请他出面进行解决。所以村中也流传着很多他依仗自己影响来保护族人的故事。
    相传在光绪年间，大靳的王姓族人运煤时和焦家堡的人发生了争斗打了起来，结果大靳的人失手将焦家堡的人打成重伤，双方闹到了县衙。为了赢得官司，焦家堡把在太原绿营当营长的余二麻子请了过来，大靳村就把王家鹤请了出来。最后县衙经过权衡，还是做出了有利于大靳村人的判决。
    在传统的村落社会，并非有钱、有权就可以成为地方权威。“地方权威的权力地位获得与三个因素直接有关：财富、学位及其在地方体中的公共身份”。［7］（Ｐ19）无疑，王家鹤完全具备这样的要素。在宗族社会里，权威的树立除依靠家族的庞大、经济的发达外，肯于仗义执言，为民办事也是权威树立的重要条件。再者“权威是通过给予来获取的，可以通过公立事业来创立民间权威，这是一个交换的过程”。［8］（Ｐ260～261）上文谈到的王培元、王登元、郭可观等晋商，不论是建村还是修庙都慷慨解囊，这些做法对于权威的树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晚清现代化的过程中晋商衰落，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晋商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内部来说，晋商的衰败与后代不思进取，生活也越来越奢侈有关。另外随着鸦片流入山西，大靳的财主们很多都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受战乱影响，晋商在全国各地的生意受到了重创，经商者不得不回到村里。但是村里也并不太平，1938年日军进入大靳，抢劫村庄，火烧公悦堂和四十多处宅院，大靳村内的很多店铺纷纷停业。许多财主逃离乡村，乡绅社会走向没落，原有的依附于财主而形成的村落社会趋于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