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仅仅是传说，大靳村中现存最为古老的建筑是大兴寺，寺里大梁上有“大元至贞七年三月初二日寅时上樑大吉”的题记，不过元代并没有“至贞”这个年号。明代的县志已经散佚，现在能看到的是清代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介休县志》，在“南乡26村”里面就包括大靳村和小靳村。
    大靳第一大姓王姓自称是灵石王家的发祥地，相传在唐朝贞观十三年（639），陕西省华阴县王增、王立、王光三兄弟为了谋生开始向山西迁徙，其中王光定居在了汾阳，另外两兄弟王增、王立则来到了介休，定居于大靳。清朝康熙年间，王姓家族依靠经商积累了巨大财富。发迹后，开始着手修建祠堂，整理编写族谱。王氏族谱也只能从40世开始算起，到今天已传了50代。②
    郭姓是第二大姓，郭氏家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更是难以追溯其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只可以上溯到清代：道光八年（1828），介休县大靳财主郭建馨创建竹风园晋剧社班。郭建馨去世后，由其侄儿郭寿光续办，有记载最晚的演出时间是小靳村东岳庙戏台咸丰七年（1857）的题记。［3］（Ｐ633）介休民间流传“介休有个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的说法，侯奎、灵哥、二大王分别指的是光绪年间介休北辛武村的侯奎、北贾村的冀惟聪、大靳村的郭可观三个纨绔子弟。能与晋商八大家之一的侯家少爷灵哥冀惟聪比肩，可见当时大靳郭家的实力也相当雄厚。光绪四年（1878），介休邑绅郭可观提倡蚕桑，置北坛地120亩作桑园，并在南街设立丝织机房。［3］（Ｐ764）
    然而，历史上的繁华并不代表今天仍然兴盛。走进大靳村的时候，有三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第一，在常住人口为230人的村里就有30个光棍；第二，乡村小贩喜欢来大靳叫卖；第三，生活较为慵懒。周边村民将大靳人的生活概括为“吃饭、睡觉、磨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曾经的晋商村庄为什么成为今天这样的状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溯到区域社会的历史中去。
    权威产生于人们对统治的服从，本质问题在于其合法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权威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经典权力理论——三种权威类型，即：克里斯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韦伯认为，传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三种权威类型的转换。［4］（Ｐ241）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秩序与权威格局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清末民初国家“政权的下沉”过程中“权力的文化网络”遭到破坏，士绅群体逐渐退隐；［5］第二次是新中国建立后在人民公社时期“全能主义”政治生态下，通过国家的授权，形成了一种建构主义权威；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渗透过程中，乡村社会呈现出有权力无权威的状态。大靳村的秩序与权威也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在调查中村民把权威理解为一种威信，而威信与人格的长期积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