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锄头加薪水: 农村商品化的结果
    对于传统农耕社会来说，商品化的影响极具颠覆性: 农民被卷入一个陌生、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在实物经济时代，他们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而在货币经济时代，他们有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因为不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交往方式，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被“社会化”和“商品化”着: 种子、化肥、农药、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无不依靠社会所提供，产品和劳务的最主要功能也是用于社会交换而不再是自我消费性生产［13］。在农村调查中，不止一位农民反映，农业投入在逐年递增，因为农民对于外购种子的依赖愈发强烈，使用的化肥种类在不断增多，用量也渐渐变大; 一对农民夫妇，为了女儿上初中需要缴纳的择校费，曾经一连两年在农村同时从事加工服装、买卖食品以及种植养殖等多项工作，那位妇女由此落下颈椎相关的病根; 还有一位农民，在面临治疗突如其来的重病和承担儿子结婚盖房的双重欠债下，60 多岁了还挺着疲弱的身躯，艰难地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并非农民刻意要走出自产性消费，去追求五光十色的新兴产品: 一方面，当农民被冠以“落后”或“低下”的标签时，知识、科学或技术在呼唤甚至催促他们通过购买来实现自我提升，并尽可能抹去他们对过往生活的种种记忆; 另一方面，广告、信贷等现代社会特有符号的出现，在生产出商品的同时，还生产出沟通上的热情［14］190，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将无穷无尽的消费循环体制内化，并浑然不自知。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商品化机制，支持的是一个生产与消费无限往复的过程，又正是这个过程，使金钱变得尤为重要。对于农民来说，钱从哪里来? 种地卖粮食远远不够，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这里涉及商品化对于农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当前，农村地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去农业化”或“去农民化”趋势。农民还是农民吗? 我们不禁问，连有的农民也忍不住会问自己。相比从前，他们的农业生产逐渐单一化，消费种类却不断增加，后者的增加既源于世界市场对于消费品的推陈出新，也因为农业社会曾经公共享有的一切被不断私有化、商品化。于是，农民不得不在从事农业活动的同时，到城市务工，即收入来源是双重的: “锄头 + 薪水”。中国的城市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 农民工。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农民，也不完全属于城市。他们夜以继日从事着艰苦的体力劳动，却不能从城市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居所。他们的父母妻儿都还留在农村种地，因为仅靠他们在城市务工的薪酬不足以养家糊口。一位河北农民这样概括他所在村庄的家户外出务工情况:“现在村子里的一般家庭格局就是男的外出打工，妇女在家种地，也有都出去打工的，地就靠别人种上，不管家里有没有人，家里的地也得种上。男性外出打工，女性在家种地的情况在村中占 30%～ 40% ; 剩下的家庭，要么是上了年纪没法出去打工，要么是家里有上学的或无依无靠的，只能留在村中。不外出务工的青壮年男子，或者是身体有什么毛病，或者是家里妇女身体不好。留在农村的几乎都是辅助劳动力。”在农村，“去农业化”或“去农民化”的趋势表现为农业生产呈现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并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其中 59. 9% 的留守老人耕种着外出子女的土地，92. 4% 的留守妇女家庭仍从事农业生产，62. 9%的留守妇女遇到劳动力不足问题，33. 6%的留守妇女没有掌握生产技术［15］。在城市，“去农业化”或“去农民化”的趋势表现为无数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弃亲人与土地，为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献身淘金。城市的各种资本组合和大小企业，正在把数以百万计的不需要福利与保险的农村劳动力吸纳进它们的工厂，再返还数以万计的工伤残病劳动力至农村老家［2］。
    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商品化对于农民生存状态的影响。前文已经讨论了农耗社会生存经济中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不论从自然还是社会层面所形成的稳定、封闭的循环系统。当这种循环系统被市场破坏之后，农民原本平静、怡然自得的生活也不复存在。且不论他们必须支付昂贵的生活消费品，哪怕是农具与化肥，都可能致使他们成为“债奴”，入不敷出。如此一来，一旦作物歉收或者农产品贱价，他们的生存安全就将遭受威胁，更不说他们中的一些还面临土地被回收或者买卖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民选择了抗争。由于小农生存经济的逐渐解体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一大批农民带着对农地的失望与对繁荣的希冀走向城市，并制造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兼具两个阶级与两种身份，却被视作“劳动力”多于被尊重为“人”。从尘肺维权到各式各样的讨薪形式，从跳楼事件到“农二代”求学问题，关于农民工的社会热点似乎从未淡出过人们的视野。留守村庄的农民，有时需要对抗地方精英、地方官员、专家与富人，他们“依法抗争”［16］、“以法抗争”［17］、“以身抗争”［18］，只为逃避“被强拆”、“被上楼”、“被失地”的不公命运。一系列看似毫不相干的社会事件，暴露的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商品化机制运作过程中，为了资本积累而无视农民生存权益的实质。遗憾的是，不论是“弱者的武器”［19］式的抗争，还是半离开或彻底离开农村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承受结果的往往只有农民自己。
    我们还不能忽略的，是商品化对于自然的影响。我们姑且抛开商品化、工业化造成的生态与环境破坏，仅从其改变大自然对于农民乃至全人类的意义及其内涵说起。自然可以提供农民打猎、采集、放牧、打渔、烧炭、采矿，甚至是巫术以及避难等丰富的社会功能，然而，商品化背景下的今天，“自然”被实用主义者称之为“自然资源”。可以作为商品的“自然”被划入“资源”一类，与之相对的则被归为另一类。如有价值的植物是“庄稼”，与他们竞争的则被贬为“杂草”; 有价值的树是“木材”，与之竞争的则是“杂”树［20］7。一时间，花、草、苔藓、灌木、藤蔓的区别都消失了，爬行动物、鸟、两栖动物与昆虫亦然，它们都被统称为植物或者动物［20］6，它们的多样性不再被市场关注，市场只强调他们的数量、体积与价格。商品化使与人类建立生生不息循环关系的自然，蜕变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资源资本，使一个五光十色的自然世界，简化成为“单一商品的生产机器”。《土地的黄昏》里的一段话这样概括农村事物对于农民的内涵变化: “乡村空间的传统意义丧失，( 农民) 对自然空间、地点、景物的依赖消失，身体与土地之间的能量交换消失，身体能量不重要了，计算理性变得重要了，安居乐业不重要了，季节性迁移变得重要了。这一切都在改写乡村内部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家园感’变得不可捉摸、暧昧不清，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传统农耕的方式和乡村空间的消失解放了农民的身体吗? 其实他们在哪里都感到不适。在乡村，他们向往城市街道和厂房，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能量消耗的方式; 在城市漂泊生涯中，他们留恋乡村，咀嚼着青草的滋味，家园的感觉成了一个甜蜜的梦幻。”［21］65而甜蜜的梦幻和无奈的现实，恰恰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商品化机制的运作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