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主性的式微: 从生存经济到市场经济
    一位河北某村庄的农民，曾经因为养兔子、炸油条等区别于同村其他人的创收方式致富。2011年，他还在炸着油条，但已经不养兔子。当被问及原因，他答曰: “兔子品种不好、也没有市场，最后就作罢了。”在他看来，近 10 年的创收经历并不顺利: 他承包了一块荒山，种植洋槐卖木头，却无法预知木头价格涨跌; 他的水浇地上收获的粮食尚可自给，却几乎没有创造过收入: 苹果、柿子、中药材、核桃……他尝试过多个品种，这其中，有乡级政府以调整种植结构为名半强制要求种植的，有村干部讨论协商后动员种植的，也有农民看到上一年市场价格走高而争相种植的，但几乎都惨淡收场。最后，这位农民总结道: “现在农民靠种植赚钱很难。若规模不够大，没有果商看中，进入不了市场，白种了; 若规模大了，价格往往很低，收入还不如付出，还是白种。乡级政府的规划不能不听，但他们实践经验没我们丰富，引导的结果未必如同预期; 村干部们也都是农民，对于市场理解有限，站不高也看不远; 我们老百姓，都是哪里扎堆往哪里钻，见人家种的好就跟风，结果自己眼光能力不足，猜不中什么能卖高价，又挨不过贱价的时候，最后变成今年种这个明年种那个，年年忙，年年却也没收获。唉! 小农意识啊! ”他说得略显轻松，毕竟他还有炸油条这项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
    与中国大多数农民一样，这位河北农民十年如一日地投入各种农业生产，以求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与蔓延，农村商品化机制成为运转一系列元素的主要动力。这些元素包括科学、技术、资源等，它们被商品化过程逐步改造为挟制农民自由、威胁农民稳定感的工具，被运用于城市和资本对农村冠冕堂皇且毫无保留的攫取过程，并使此过程去政治化。在此背景下，这位农民的农业创收活动屡遭挫折，对未来的期望也日渐彷徨。值得深思的是，正因为他有炸油条这项未与外部大市场联接、仅针对本社区人口的创收方式的稳定支撑，才逃避了外出打工、家人分离的生计安排。然而，在中国，又有多少农民能够幸免于市场经济的漩涡当中呢? 农民对于生活的感受是直观的，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却是有限的。在农耕社会，收成的好坏倚仗天时地利，收成不好的时候，尚且有个埋怨对象; 现在的他们，虽然隐约能感觉到市场给生产与生活带来的种种冲击，却难以回溯，自己究竟从何时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直至今天双脚根植其中，更无法想象，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中的自己，被价格体系同时决定了劳动报酬与购买力的自己，未来还将面临怎样的风险和挑战。而这正是我们关注和需要探寻的问题。
    在前资本主义农耕社会的生存经济［5］75中，农民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尽管过着与城市人不尽相同的生活，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时种地、闲时娱乐，家庭和睦、合家团圆，生活缓慢而怡然自得。他们之所以有这份闲情逸致，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生活大权基本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小规模的有限市场内，价格和产量二者往往可以相互补偿: 当地的收获量越少，单位收获物的价格越高，反之亦然，因为供求是由收获量本身决定的［5］76。正因如此，不论农民的收成是好是坏，他们的购买力仍然大致可以支付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并维持他们生活的动态平衡状态。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与商品化的控制下，这样的情形不复存在。一方面，粮食帝国①的形成，致使地方供需与价格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在美国，粮食帝国通过对外援助、农产品自由贸易、单一食品体系的扩展、中心外围型食品贸易体系形成等方式，将粮食作为武器，兵不血刃地控制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6］。这意味着，对于地方农民来说，收成的多少与单位价格之间稳固的必然关系解体，变化无常的市场行情可能使农民生产的商品丧失一切价值［7］205。另一方面，农民的生活资料，包括其自身与全家的吃穿住行与其他需求，以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肥料、牲畜、农具等，都同时在种类上增多、在价格上飙高。面对商品化农业社会在获取上的压缩与在需求上的刺激，农民的境况日益严峻。
    不仅如此，传统农耕社会生存经济中的“退却方案”［5］79与公共资源在不断消逝，乡村与家族的承担风险功能也逐渐失效。在过去，很多农民家庭会养蚕、养鸡、养猪，或者做粉条、豆腐以及纺织、编织或制作一些手工制品在赶集的时候买卖。如此一来，即使庄稼歉收，他们的生存安全也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农民的生活还有赖于大量的公共资源，森林资源、村有荒地都曾经令村民对于生活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在此过程中，大自然与农民结合成一种施与受的亲密关系———农事曾经是一种神圣的艺术，充满节庆、仪式与感恩［8］137: 农民通过放牧和耕耘给自然以养分，又经由获得各种食物、原材料的方式得到回馈，完成了生生不息的循环。总而言之，在农耕社会生存经济中，农民的生命视野开阔而缤纷，既有大自然以各种植物、动物的形式呈现出生命的多样性，又有丰富的“退却方案”作为备选，农民的获得与需求可以保持一定的平衡。可以说，不论从自然还是社会层面，这个时期的农业社会都形成了一个完整、自给自足而又封闭稳定的系统。然而，在商品化的农业社会，原本农民与自然之间形成的循环被打破了: 森林资源、村有荒地在很多情况下不再是公共资源，原本农民在农闲时的谋生活计往往不再可行，因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消费品选择。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农业社会市场化还破坏了乡村和家族分担风险的保护性功能。在当今中国农村，大量青壮年男性农民外出务工，很多妇女也随之而去，剩下留守老人种地、照顾孙辈，亲人们聚少离多，家不再家，很多农民家庭的耕种面积也由于无暇顾及而越来越少。当一些不再种地的农民被问及为何离弃土地时，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 种地赚不到什么钱，现在要生活、要供孩子上学，要让孩子结婚成家，光种地远远不够。可以说，并非农民自己选择离土，因为，当土地被看作财产或者获得财产的主要手段时，农耕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很多农民过着困窘的生活［8］137: 过去能够依靠土地维持生计的方式在不断减少，需要购买的生活、生产资料却连同数量与价格都在日益增加。于是，市场大潮将他们推向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