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开始了国家巩固和振兴的发展之路。不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转向，“发展”一直确凿无疑地是政府的目标、国民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乎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制的变革都以“发展”和“创造和刺激经济增长”为旨归。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村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发展”通过国家引导、政府干预、市场介入与媒体控制等多种方式，嵌入中国农村的各个领域; 另一方面，“三农”问题逐渐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公共话题。以“农业、农村、农民”为基本元素的农政变迁，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无论是人们对农业关于高科技与机械化的追求，还是人们提出的农村与农民“先进”或“文明”的标准，都为我们展示了新的时代趋势: 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在朝着“发展”或“发展主义”方向前进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三农”问题的进路以及人们对“三农”的期望。
    时至今日，粮价的涨跌不再取决于小范围农地收成的好坏。全球化模式下粮食的政治与战略功能，改变了小农生存经济时期供需与涨跌的呼应关系，农民由此与掌控自己命运的理想渐行渐远;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农业技术现代化过程，通过机器和化学手段对农业生物进行加工与再创造，实现农业专业化、规模化、连作化、机械化，以及高产高效的目标［1］，却忽略了传统农业涉及的自然因素，破坏了人与自然过往的和谐图景; “土地增减挂钩”的实行，扩大了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同时，造就了更多无工作保障、无土地依靠的农民; 不计其数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涌向城市，衍生出庞大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农村留守人口群体，并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悖论: 所谓“剩余”的劳动力，大多是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新型的农业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人［2］。总而言之，种种建立在发展主义主导的国家发展基础上的农政变迁元素，都经由同样的机制统一运转，即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农村商品化进程。
    学者的研究也指出，农村工业化、农村商品化与城市化的相伴发展、相互促进，改变了农村“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正把农村经济、社会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3］。不仅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为了缓和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矛盾，“优化”农业产业格局与“合理配置”劳动力必不可少，其具体措施中恰恰是开发土地、从乡村转移农村劳动力至城镇等［4］。可以看出，支持农村商品化的学者通过对传统小农经济“封闭”和“落后”的定义与划分，赋予了农村商品化进程中各项举措的合法性，并将其建构为不可避免的进步趋势。
    然而，事实真就如此吗? 不尽然。当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他们面临的选择虽然各式各样，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却殊途同归: 坚守农村的，仍然在种植粮食、栽培林果蔬菜、驯养家禽家畜，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收入对比开销如九牛一毛; 进城务工的，满眼灯红酒绿、物欲横流，却在城市的另一隅从事着艰辛的体力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着只可养家糊口的基本收入，思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无奈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们，一面打理着家中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离弃的土地，一面相互扶持、彼此安抚。身处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的农民们，看似驶向不同的远方，却难以逃脱颠沛流离、疲于奔命的种种现状。
    有些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一代农民，逐渐遗忘了祖辈们的农耕方式、无暇顾及仅能创造温饱价值的土地，以为享受着既超越城乡二元结构、又贯穿于生活朝夕的时空“自由”。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也许不应止步于此。经济增长显著、消费种类多元、农民生活需求不断膨胀，我们见证了 30年来市场经济体制为国家与农政带来的种种变迁，我们更需要通过描述朴素的多方叙事，探究以“发展”为号角的农村商品化背后，可能隐藏的资源分配不均与资本再生产的去政治化机制，以及其导致的种种后果。正因如此，本文试图通过反思“发展”，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大背景的农村商品化进程中，农民的种种遭遇现象，并追问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终极关怀。